近代日本词学发展突出，出现了不少词学家。日本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汉学家久保天随（1875—？）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位。久保天随，本名得二，别号秋碧吟庐主人，长野县高远人，生于东京，著有《秋碧吟庐诗稿》《虚白轩文稿》《尘中放言》等。久保天随的汉诗造诣极高，但填词成就并不突出，“不过单纯是爱好之余技罢了”（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然而在词学方面他的成就却是令人瞩目的，在日本词学的现代转型中，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久保天随的词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最早将词体纳入中国文学史视野中，这对词的经典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确认的意义已无需赘述，人们常据是否进入文学史、在文学史中所占篇幅来判断文体之兴衰、作家的知名程度、作品的经典与否。由于文学史的学术理念本是由西方转道日本再传入中国的，因此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早于中国。据段江丽《明治年间日本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述论》一文的统计，日本明治年间至少有14位学者撰写过20余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然而在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几乎难觅关于词体的论述。末松谦澄、儿岛献吉郎、藤田丰八、古城贞吉等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没有将词纳入研究视野之中。1904年，久保天随为早稻田大学文学教育科编中国文学史年度讲义，在“宋代文学”下设有“词的发展及变迁”一节。在他以后的修订版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词体的内容不断丰富。一方面，关于词体的章节不断增加，如1907年版增加了“词的发展”“宋初的词”“南宋的词”“词曲之关系”等章节，1910年版又增加了“五代的词人”。另一方面，相同章节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如“宋初的词”一节，1910年版较1907年版内容增加了一倍多。总之，自始至终，词在久保天随几部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久保天随通过筛选词人、点评词作等方式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建构自己的词史观，在词的起源、词史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词的起源问题上，久保天随认为词并非源于诗，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与诗有着同等的文体地位，称词为“诗余”或“乐府之苗裔”是对词体地位的贬低。关于词的起源，词学界有两种主流的观点。彭孙遹《词统源流》认为词之源头可追溯至《诗》三百篇，自汉魏六朝，诗依据句式的整齐与否别为二途，语句整齐的成为律绝，语句不整齐的则变为词，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应视为词之先声。也有将李白《清平调》《忆秦娥》《菩萨蛮》及张志和《渔歌子》作为词之滥觞的说法，指出词源颇古，与诗并行并逐步发达。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认为词源于诗，因此词被称作诗余、古乐府之苗裔或被认为是诗的附属物。久保天随对这两种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词体的偏见。他引用汪森“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王昶“不知者谓诗之变，而其实诗之正也”，表明自己为词正名的观点。由此可见，久保天随讨论词体起源，目的是提升词体的地位，这在日本词学史上是值得重视的。明治时期的日本词坛笼罩在浙西词派的影响之下，久保天随也受浙派影响，他所引词话也为浙派词人观点，但他能从中察觉与常州词派融通的“尊体”之论，其词学卓识已远超同时期的日本文学史家。

　　久保天随还建构了“唐词衰微，词盛于宋，衰落于元、明，又复振于清”的词史观。他指出李白、张志和仅仅开了填词风气，至白居易、温庭筠及五代时期，新词调才越来越多。“若将（梁）武帝、沈约集中所见二三作品视为词之源泉，初盛二唐则伏流千里，不久乃成其大。”他认为从花间词人、南唐君臣到北宋柳永，也是词从小令、中调到长调的发展脉络，至北宋，词之诸体兼备，在风格上大致可分为婉约、豪放二流派。他随即对宋以后的词史作了大致总结：“词在宋代极其盛，到了元明则稍稍衰落，但知名词家也有不少，元初有元好问、赵孟，明代有杨升庵、王元美，都是一代之名家。到了清朝，吴梅村、毛奇龄、朱竹垞、王渔洋，几乎可与宋人比肩，词道至此复兴。至乾嘉时期，又有厉樊榭、郭频伽、张惠言、周之琦、姚燮、承龄、边浴礼等人。”寥寥百余字，就将宋以后的词史发展大致勾勒出来。这段话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关注到明词情况。晚清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如窦警凡、林传甲、黄人等人之作，虽有词史之论述，但对明词都略而不论或一笔带过，如窦警凡《历朝文学史》论明词仅云“明则有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无论从填词成就还是从词人知名度来看，明词仅列举吴子孝只能说是一己之见。久保天随明代举杨慎、王世贞入词史，也可称公允。二是将清词与宋词作比，明确提出清词中兴的理念。清词中兴是现代词学研究者的共识，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大约可追溯至徐珂“词之学剥于明，至清而复之”（《清代词学概论》，1926年版）、胡云翼“清代号为词的复兴时期”（《中国词史略》，1933年版）等人之论。久保天随在20世纪初即罗列诸多清词名家，提出清词复兴的理念，他对词史之建构和其词史观之渊源值得深思。

　　对比几部文学史中久保天随关于词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的词学观经历了从简洁粗略到丰富精细的变化过程。以早稻田大学藏版的1904年、1907年、1910年三部中国文学史中所论述的南宋词人为例，1904年版论“词的发展及变迁”提及的南宋词人仅3人，分别为姜夔、史达祖、吴文英；1907年版增加了辛弃疾、刘过、张孝祥、张炎等人；1910年版又增加了高观国。不仅词人数量增加，论述词人的篇幅也不断充实。如对辛弃疾的论述，1907年版引用了纪晓岚、刘克庄、彭孙遹、陶九成等人的点评之语，1910年版不仅加入了辛弃疾生平，在点评中又增加了王士禛。芳村弘道概括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的特点之一是“尽量避免繁琐的作品引用，直接叙述主要的观点”，若以引用词作为例，更能反映词在几部文学史中的变化。如1904年版引录有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一首，1907年、1910年版又引《鹤冲天》《望海潮》之纪事。总之，久保对词史的论述越来越详细，其词学观也越来越清晰。当然，久保天随对词的论述同样存在一些疏误，如对词人时代的误认，以元好问为元初人；再如对词人时代先后的误置，认为柳永与周邦彦同时，都为大晟乐词人，等等。但总体而言，久保天随在日本近代词学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一位在日本诗坛享有盛誉，在曲学研究方面成就突出的日本汉学家，为何其中国文学史著作对词会格外重视？这与他师承明治词学大家森川竹磎密切相关。竹磎被认为是日本填词史上唯一的专家，其词学造诣极高。从明治二十四年（1891）开始，久保天随“便以竹磎为兄事之，接受他各种各样的指导”（《日本填词史话》）。现在看来，久保天随的词学深受其师影响。如久保天随对宋以后词史之关注，当与森川竹磎的指导有关。竹磎不仅对唐宋词有深入研读，有《唐宋词摘句》之作；又“集金元明清人词句凡百六十余篇”，可见他对宋以后词同样耳熟能详。森槐南曾编写有《词曲概论》，对元以后词未曾述及，竹磎作《补遗》，在绪言中说：“槐南先生的《词曲概论》，叙述其发展变迁之大略，为后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只是遗憾的是对于词，元以后的未曾说及。盖元以后之词，虽时有盛衰，又无独创之妙处，没有特别论著之必要而搁弃了；然而后进之徒，很想知道其递降之概。”虽然《补遗》的刊载时间在久保天随文学史著作之后，但竹磎的词史观早已形成。可以想见，久保天随定与师友竹磎有过关于宋以后词盛衰变迁的讨论。久保天随对词的论述未及近代，他的弟子今关天彭又将视野延伸至近代，写有《清代及近代的诗余骈文界》。这样一种对词体的关注，从森川竹磎到久保天随再到今关天彭，既体现了日本汉学的师承传统，也表现了词学在近代日本的传承。

　　（作者：刘宏辉，系上海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