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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如上所述，随着史学资料数据库的扩大和史籍电子化的普遍，我们现在可以更为方便地获取和阅读各种史料，其结果是历史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选题越来越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对历史社会的认识更加全面；有的学者却认为，这容易局限于各种历史细节的检验和考证，而忽视了对宏大叙事的关注或者对历史的整体思考。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

　　吕厚量：考察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等宏大问题，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旨。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是史学工作者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微观研究是构成宏观研究结论的证据，不然所谓宏观研究可能是空洞的、站不住脚的。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个案考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对某一问题或某一方面的深入了解；宏观思考是历史研究的提升，是对全局的把握和概括。二者结合，是历史研究发展的主要路径。对此，我深以为然。以世界上古史研究为例，该领域内同某一具体问题密切相关的现存一手史料在数量上往往有限，史学研究的规范性通常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穷尽史料。在对研究主题相关史料竭泽而渔式的收集与分析过程中，对个别微观细节材料的考据、辨伪与价值判断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语言、文本与图像等细节方面的考据能力，通常也被视为衡量上古史研究者学术能力高下的基本标志之一。而与此同时，人类历史的发展又是一个整体性的、符合一定客观规律的宏观进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视野，会妨碍研究者对史料、史实在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历史意义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解读。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宏观体系架构与微观史实考据的关系，既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史料分析能力，扎实掌握本专业实证与考据的基本功，又要广泛涉猎历史哲学与世界通史领域的优秀作品，不断拓宽自己的眼界、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

　　辛旭：英国史家彼得·伯克认为，史学疆域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在丰富了史学知识的同时，也造成“各说各话”的局面。每个人都固守自己的知识领地，与其他领域的关联却越来越少，甚至漠不关心。近年来，包括青年人在内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受新文化史影响，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仅关注一些微小问题而缺乏对全局的认识和把握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历史研究缺乏理论高度，这样的历史学也难以发挥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但是也要注意，人类历史并不只有政治、外交、经济等重大问题，性别、身体、心态乃至疾病、微生物等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看起来微小的对象，背后都隐藏着宏观的历史进程。因此，问题不在于微观细节，而是要将微观研究对象置放于更广阔的历史脉络和背景中进行考察，即在坚持“大历史”的前提下，实现“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的完美结合。从这一意义来讲，历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董瑜：从小切口反映大问题，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受知识体系、理论素养所限，在最初的学术研究中往往会选择某一个具体的题目。但若小题目没有和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则容易导致研究意义的缺失。所以，要将微观问题放在宏观视野下来把握，弄清楚微观问题与历史时空中其他事件和群体的关联性，这样才能明晰研究微观问题的意义，避免陷入就事论事的囹圄。而认识史实背后的意义，则需要史学研究者具备理论思维。为此，青年学者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多阅读史学理论著作、跨学科的相关理论论著，从中选择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理论阐释，使理论“照亮”史料，做到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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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还体现在各种新流派、新学说、新理论层出不穷。我自己平时会阅读一些国外史学理论名著或者听一些国外学者的讲座，觉得大开眼界。与此同时，也会碰到一些困惑，那就是面对各种流派和理论思潮，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吕厚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世界史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青年学者们借用新兴理论或者学说（由于史学研究同史料客观存在的紧密联系，这些借鉴通常只是抽取了相关理论中的某个视角或话题），对于加强当前国内世界史学界的问题意识、丰富青年学者分析史料的视角是不无裨益的，但前提是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守历史学自身的学科本位，也就是要坚持史学分析的理性原则与史料考证的严谨性。因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门以实事求是的史料分析和客观理性的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实证性学问。史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论从史出的优秀学术成果，不仅能够冲破前人观念中的层层迷雾，往往还能在破除政治、宗教与文化意识形态的迷信中发挥革命性的积极作用。

　　辛旭：事实上，任何理论或流派都是立足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形成的，不能不加辨析、机械地搬运到另一个时空情境中。在接受新的理论、学说或者流派前，我们首先要对其做一番知识社会史的“还原”工作，重建其具体的生产情境，细致辨析其内涵和外延。以欧洲中世纪末期的黑死病研究为例，自19世纪以来，一个经典的学说认为，这场瘟疫是蒙古大军从东亚带来的，这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但是，这一说法其实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文化传统叙事的产物。要打破这个“迷思”，我们需要通过知识社会史研究，重建黑死病的发生和传播脉络，还原历史真相。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意味着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必须将研究对象放入具体而动态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网络中，坚持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观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考察历史，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趋势，生产出的学术成果才能经得起检验，从而显示出恒久的生命力。

　　 董瑜：对于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学说和思潮，我们需要关注，但要注意的是，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有削足适履的风险。我们在分析史学思潮的缘由及演变路径时，需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还要梳理史学史发展脉络，这样才有可能对一些史学思潮产生鉴别力，避免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外国史学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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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不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概念、话语和方法，意味着建构具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请问各位老师，如何认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呢？

　　吕厚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三大体系”，应按照这一明确的目标要求来探索。我国世界史研究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史学资源：第一，继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优良传统，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探究历史事实，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力，从中判断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第二，汲取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精华养分。中国古代史学包含着许多与古典希腊罗马、中古波斯阿拉伯史学同中有异的珍贵文化遗产，是一座有待世界史学者们去开发利用的宝库。从中国史学传统中汲取有益经验，可以促使中国世界史学者产生不同于外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路径。第三，吸收国外史学发展的有益成果。学习外国史家在史料收集、学术方法、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长，同时要对一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学术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董瑜：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三大体系”，需在主体性、原创性上着力。要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站在世界历史发展整体的高度，主动观照中国的现实，找到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盲目追风。中国需要自己的世界史研究，国际学术界也需要来自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方法与理论思维。不过，建立“中国特色”并不是刻意标新立异，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国际史学前沿的基础上。研究者只有细致梳理史学史脉络，发现新的问题，基于史料的充分解读与理论的合理运用，才能提出新的见解。

　　周施廷：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三大体系”，涉及我国世界史学科定位、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社会功能等方面，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对青年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拓展领域、补齐短板，打好史料基本功，提高自身科研实力，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扎实的中国历史学基础知识、了解国际史学界最新进展、具有跨学科思维和特征的专业化人才，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持之以恒地不懈奋斗。

　　主持人：各位老师的答疑解惑，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当前世界史研究中青年学者关心的问题，也为我们思考今后努力的方向提供了诸多启发。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