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伦理学可以分为主流伦理学派和非主流伦理学派。主流伦理学派是指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伦理学派，非主流伦理学派则是指针对主流伦理学派的弊端，在对主流学派批判的过程中新近出现的伦理学派。

　　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以理性的人为出发点，强调正当的行为就是符合普遍性规则的行为，强调通过合理制度的建立保证人权和人的自由。如伦理利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能最大化地满足个人利益的规则而行动；功利主义认为，我们应当按照那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规则而行动；康德的义务论认为，我们的义务就是要按照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而行动；新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应当按照建立在每个人都能够同意的契约之上的公正原则来行事。

　　以上这些理论在西方社会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导致西方道德生活的无序与混乱。一方面，一涉及现实中的道德问题，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纷争，使人们无所适从，导致社会共同道德信念及共同价值观念的缺乏。另一方面，不同的道德学说都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人们选择一种行为，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按照规则而行动。自由主义精神在西方社会备受尊崇，然而事实上，表面看起来自由无比的个人实际上不过是满身缠满规约之网的被动者。这些非人格化的规则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个人根本没有多少自由可言。同时，如果一个人行使某一行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不能破坏规则，那么其行为的道德价值也是有限的。

　　自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哲学家开始表达他们对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的不满。他们开始重新思考道德的核心问题，提倡对现代伦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了三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当代伦理学派：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美德伦理和女性伦理，即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的非主流学派。

　　共同体主义是以批判罗尔斯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新自由主义而提出的。共同体主义认为，由于对个人权利的过分强调，罗尔斯对自我的理解是片面的。权利的观念是与“我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是我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罗尔斯的自我概念是一种占有性的自我——“我有什么”，而不是个人的身份——“我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把我所拥有的东西等同于“自我”本身。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缺少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培养道德责任的深刻洞察，忽视了心理、情感和内在品德因素对于培养道德责任的意义。共同体主义还认为，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仅仅关心“社会的基本结构”，即合理制度的安排对于保护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个人的权利和行为进行限制，忽视了个人对于实现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善的重大责任。这就导致自由主义者热衷于建立完善道德规则的机制，而不去探索道德主体的内在品德，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个人主义。

　　美德伦理也是针对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强调规则的普遍性的特点而提出的，被公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最富影响力、最有前景的伦理学说，也被认为是可以与罗尔斯的正义论抗衡的理论，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美德伦理吸引人之处在于它提供了对道德动机自然而有吸引力的说明。作为一种以主体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它不仅关注发生了的行为，而且进一步推及到伴随在行为中的动机、愿望和情感等问题，因而高扬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主自愿的主体精神。同时，对“非人格性”理想的质疑也是美德伦理的重要特点。“非人格性”是一种认为所有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观念，坚持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的过程中，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的利益。作为母亲，对自己子女的爱自然要比对其他孩子的爱多一些，这是无可厚非的。所有强调“非人格性”的道德学说都很难解释这一点，而美德伦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得心应手：一些美德是有偏爱的，而另一些美德则不是。爱与友谊包含对所爱的人及朋友的偏爱，对一般人都讲的仁慈也是一种美德，但却是一种不同类别的美德。

　　美德伦理对“非人格性”的质疑在女性主义伦理学家那里得到了强化，并进一步提出了关怀伦理学。1982年，卡罗尔·吉利根出版了著作《一种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发展》。她提出，妇女对道德问题的推理和解决方式与男性不同，但不应据此认为，女子在道德推理能力上存在不足。相反，妇女具有独特的、不同于男性的道德发展路线，即对道德理解有“不同的声音”。她把这种道德思维概括为关怀—责任伦理学。1984年，内尔·诺定斯在《关怀：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视角》中进一步指出，建立在原则以及诸如合理性、正义、公平等观念上的道德本身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抓住妇女道德思考独特而典型的方面。女性道德思维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强调人际关系与责任，而不是原则与权利的重要性；在处理道德两难问题中，诉诸特殊的境遇，而不是诉诸普遍的原则。吉利根清楚地揭示出存在一种不同的视角来评价道德发展的程度、处理道德两难的问题；在道德生活的某些领域，存在比普遍性的原则更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被现代西方主流伦理思想长期忽视，却为女性伦理、共同体主义和美德伦理所揭示。这些道德学说从不同的侧面挑战了现代西方主流伦理思想，并具有一些与女性伦理共同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伦理提出的“不同的声音”，不仅是一种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的声音，也是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主流伦理思想的声音，而后者对现代主流道德思想而言，更值得反思。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