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悉尼“2天调频”电台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恶搞。澳大利亚主持人带有口音地冒充伊丽莎白二世和查尔斯王子的录音在互联网上疯传，成为了很多媒体的头条花边新闻。英国《每日记事报》8日报道称，直到在护士自杀的消息传出，该电台还在互联网上大规模宣传这段恶搞的视频。

    但对46岁的印度移民萨尔达尼亚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件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悉尼先驱晨报》称，她成长环境与爱德华七世医院内患者的奢华生活天差地别，也与澳大利亚媒体的低俗玩笑和无聊举动沾不上边。自她上当之后，虽然没有遭到医院方面的处罚，但还是被焦虑不安笼罩。7日，警方发现她在爱德华医院附近一处住宅死亡，媒体普遍认为死于自杀。

    澳大利亚电台这起恶搞电话造成的悲剧让人不禁联想起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从去年七月被曝光时至今日，西方媒体丑闻不断发酵，涉及媒体和名人越来越多。

    几十年来，西方传媒界丑闻迭出。在这背后，除了谴责没有道德底线的媒体和媒体人，我们更需逐渐看清西方媒体的本质。

    西方媒体习惯于把自己标榜为“人权卫士”，但事实上，在西方，商业性已经成为媒体的突出特征。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说，“商业至上原则已经全面掌控新闻，成为多数记者和编辑追逐的目标。”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一些媒体往往不择手段，采取各种手段侵犯公民隐私，以获取“独家新闻”，哗众取宠、吸引眼球。

    西方媒体的逐利本性也侵蚀了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英国的窃听丑闻中，英国警方饱受指责，就在于其从业人员在利益的诱惑下充当无良媒体的差仆，丧失了操守，背叛了公众。

    按照西方的新闻理论，新闻要独立，与司法、政府的关系要撇清。虽然西方媒体号称是“独立于政府的力量”，但实际上它们与西方国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成为政府“隐性宣传”的工具，而政府慑于媒体威力，与其暗中勾结，共同侵犯了公众的利益。

    2005年美国媒体曾被曝出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以及在众多领域内“预制新闻”，为美国的政策包装、开道。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对媒体并没有政治上或组织上的直接管理，但政府将自身拥有的强大新闻资源作为与媒体进行协调的重要筹码，吸引媒体进行发布，从而引导媒体，让其心甘情愿地宣传各项政策，成为政府影响和塑造民意的工具。英国“窃听门”事件也曝光了卡梅伦政府与新闻集团及其英国子公司国际新闻公司高管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此外，在信息化时代，西方选举政治深受媒体舆论导向的左右，政客为了捞到更多选票或者巩固其政治地位，往往拉拢媒体站到自己一边，而媒体为了捕捉新闻资源，也主动靠拢政府。例如，卡梅伦组阁后在首相官邸接待的第一位媒体大佬正是默多克，他甚至一度让《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担任自己的媒体主管。

    事实证明，西方媒体号称“独立”其实不独立，标榜的“人权”也只能成为利润的牺牲品。它们本质性、机体性的病根很难消除。 （据新华社、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