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安全、稳定和友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外部环境，理想状态应该是既能够对个别现实或潜在的敌人造成威慑，同时又不至于使其他友好国家和伙伴感到受威胁。换句话说，就是既能慑止敌人不要搞战争冒险，同时又不至于拒友人于千里之外。那么能否将威慑和威胁统一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威慑与威胁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般说来，有威慑即有威胁，属于对利益攸关的对立方造成的不安全感。某种程度上说，威慑是潜在的威胁，威胁是现实的威慑；威慑是被动的，有止战、避战、不求战的意味，表现为后发制人，而威胁则是主动的，求战、求胜，表现为先发制人；威慑是更多地强调拥有慑止某种行为的能力，威胁则更多地强调具备某种主动毁伤能力。比如我们的核战略，就是向外界表明我们拥有强大的核反击能力，但我们承诺不首先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就对潜在敌人形成强大威慑，而同时又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造成威胁。无论是威慑还是威胁都是针对对立方的，而对于己方或友方是不存在的。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有差异就有矛盾，但只要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就不会形成对立关系。就像美国虽然拥有强大军事能力，具有普遍的威慑能力，但其与盟国拥有根本的共同利益，所以很难想象美国会对英国构成威慑和威胁。

　　一国的威慑力很强，同时对外界的威胁又很小，这是理想状态，表明这个国家保护自己的能力很强，但不会侵犯别人。当威慑力很强同时对外威胁也很大时，这个国家的安全实际上处于不稳定状态，现实和潜在对手都会隐忍待发、伺机反击，比如现在有的国家恃强凌弱、四面树敌，推进霸道，实为不智，也并非长久之计。当威胁大于威慑，即大家感到一国的威胁很大，而其威慑力又很小，这是最危险的状态，敌人很容易使用武力解除威胁，比如以前的伊拉克、利比亚。当威慑弱、威胁也小时，就等于把国家安全系于外人，当然也是不安全状态。就处理威慑与威胁关系而言，理想目标应当是建立强大的威慑，而不是形成巨大的威胁。中国的战略文化喜欢威慑，“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就是通过威慑达成目的，威慑是实力加谋略的综合运用，这是很优雅而高明的。威胁则是赤裸裸地挑战和恐吓。现在我们总是强调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重视慑止战争，也是源于这种战略文化。

　　可以说，一国或国家集团或非国家行为体，对相关方是威慑还是威胁，取决于利益，表现为意图和能力。利益决定意图，意图引导能力。有什么样的利益，就产生什么样的意图，也就会寻求和发展什么样的能力；反过来也一样，有多大的能力就决定多高的目标，也决定实现多大的利益。利益、意图和能力三者应该统一。当三者一致的时候，政策、目标、行动都很清晰，外界不会质疑。但三者矛盾时，就容易造成外界误判和自身困惑。比如，美国是全球利益，能力是全球到达、全球打击，意图是全球霸权，清晰明确。我们一再宣称坚持和平发展，但总有人不相信，因为我们迅速拓展的利益和全面发展的能力在那摆着呢。因此，要使外界相信我们不是威胁，最根本的不是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能力不够或是意图和平，而是要使之相信中国与世界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通俗地说就是中国梦和世界梦是一样的，“我的美梦不会以你的噩梦为内容”。

　　威胁判断的重要标准是利益冲突的程度。大利益一致，你越强，他越高兴，小分歧留在内部消化；大利益不一致，你越强，他越警惕，反弹越厉害。我们应做大共同利益，管控利益分歧，至少做到求同存异，降低或消除相互威胁的风险。

　　威慑还是威胁，还要看战略和策略。战略和策略是意图的外化和体现。意图进入决策，就转化为战略和策略。发展力量、远交近攻、攻守兼备等是历史上各国塑造有利外部环境所采用过的策略艺术，值得借鉴。就当下的中国而言还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履行国际责任、提供公共产品，这是取信于世界、立威于天下的必然抉择。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所履行的最重要的国际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和平的“稳定器”和发展的“倍增器”，这一点我们自己和世界认识都不够，可能是因为我们发展变化太快。但应当说明，我们为国际作贡献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而是首先服务于本国利益，之后才服务于国际社会。强国的概念早已不是攻城略地，而是能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提供公共产品，我们应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这两个方面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塑造某种打下中国烙印的国际秩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力量，领略到我们的善意，感受到我们的东方智慧，相信中国真是一个强壮、善良而有原则的“大块头”，那时我们就真的实现了威慑和威胁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