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又是一个甲午年。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全面失败，被迫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白银2亿多两。往事如烟，有的人已经淡忘了两个甲子前的耻辱和彻骨之痛；往事并不如烟，甲午战争失败的军事教训，永远不会如烟云一样散去，始终刻印在民族奋进、强国强军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无暇自哀”，或者仅仅“哀之而不鉴之”，必将“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征程中，尤需痛定思痛，警钟长鸣，奋发图强。为此，我们将连续刊发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专家撰写的“甲午战争两甲子的军事反思”，供读者参考。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场不义之战。中国地广兵多，武器装备与对手不分上下，为什么反被一个国小兵少、挑起不义之战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军事战略指导的模糊和消极是其重要原因。

　　主和派主导了战争指导权。面对咄咄逼人的战争形势，清政府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明争暗斗，在战与和等战略问题上摇摆不定，莫衷一是，战略指导极为混乱。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早有觉察，知道“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主张急治军旅，力敌势均，认为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光绪发布宣战谕旨，力主与敌作战。遗憾的是，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既缺乏军事战略的指挥能力，又没有掌握军事指导实权，他们的主战言论与战略谋划，大都成了纸上谈兵，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主和派的头子是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奉行“以夷制夷”“外须和戎”，在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面前，完全不做军事准备，虽然在朝野舆论压力下，李鸿章也曾集结北洋舰队于黄海北部，分调陆军进援，但由于其骨子里不主战，对光绪的上谕，或置若罔闻，或阳奉阴违，或消极敷衍。由于最高统帅层主和派占上风，必然导致战略指导模糊不清，军事行动进退失据，在全局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消极避战成了实际上的战略指导。日本已制订“作战大方针”和具体实施计划，核心是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线，进而与清军进行陆上作战。按常理说，对日本这一战略企图，清政府和李鸿章应考虑在海上主动对日出击，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海上决战，掌握制海权，切断其运输补给线，以攻为守，争取战略主动。清政府特别是光绪皇帝也曾提出积极进攻，但在实际战争中并没有得到落实。慈禧太后、李鸿章政治上保守，军事上消极，对日军的军事进逼，采取一再退让的态度。丰岛海战后，李鸿章虽然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游巡迎剿”，但又一再指示“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日本联合舰队窜至旅顺、威海后，清廷惊慌失措，一方面要求“勿令一船闯入”，另一方面，李鸿章又提出“保船制敌”即保船避战的方针。这样的战略指导，最终导致战略要地丢失，战机累累错失，北洋海军乃至全部参战部队陷入消极自保局面。

　　幻想倚仗西方列强遏制日本侵略野心。以武力占领朝鲜，进而入侵中国，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切实加强战备，才可能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备战方能止战。然而作为军事总指挥的李鸿章，终日苦心焦思，不是在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是热衷于利用外力，托请俄、英等国出面“调停”，迫使日本撤兵罢战。李鸿章在与俄、英等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轻信他们的所谓承诺，并不了解这些国家的真实意图和对日政策，幻想俄国会用“压服”办法“勒令”日本撤军。在丰岛海战前2天，还天真地致电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等随同观战，稍壮胆气”。一味倚仗别人，不图自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战略防范。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努力自强，整修战备，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举国一致，上下一心，其最主要目标，就是并吞朝鲜，瓦解中国。日本之所以迟迟不敢轻举妄动，是因其国力尚未充分发展，对发动全面战争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也没有可以妄动的机会和借口。朝鲜东学党人起事后，日本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悍然发动战争。日本已坚定既经出兵必达目的，非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信念。而反观李鸿章却不能认识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略企图，还迷信所谓“万国公例”，认为“我不先予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认识不清列强所奉行的强权即公理，指望日本循例不战，完全是痴人说梦，只能徒然予敌以军事先机和战略主动，使自己处于战略困境之中。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政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