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解放思想无疑是建立在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准确判断基础上的。列宁说，“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军事斗争准备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赛跑，当下世界范围的新军事革命大比拼，可谓紧锣密鼓、暗流涌动。美军在总结反思近几场局部战争经验教训基础上正在推动“二次转型”，俄罗斯围绕建设“职业化、常备化、精干化”军队正在深入推进“新面貌”军事变革，日本正在谋求“外向型”军事发展，印度积极打造“三军一体”的国防军。其他一些国家军队也各有动作。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谁就会因错失良机而陷于战略被动。

　　继续解放思想无疑是建立在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加强信息化战争研究，对未来战争形态保持清醒认识基础上的。当前，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心正发生历史性的转移，从关注数量规模转移到关注战斗力要素的性质与质量；从关注人机关系转移到关注作战系统之间的关系；从关注作战单元的结构转移到关注作战体系的优化；从关注传统军事力量建设转移到关注新型作战力量发展等。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作为深化改革的基点，战斗力生成才能有正确的方向、科学的内涵、强大的动力，影响和制约我军建设两个“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才有望得到解决。反之，认识和改革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或纠结于细枝末节的问题，贴贴标签、翻翻烧饼、换换门庭，那不仅是精力的浪费、物力的浪费，更是对稍纵即逝机遇的浪费。

　　继续解放思想无疑是建立在对当前我军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脱节、且应用理论相对滞后的反思基础上的。对信息化战争的客观认识，必须见诸我军怎么建、战斗力怎么抓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具体解决，必须多一些探赜索隐、穷原竟委的研究，而不是浮光掠影、医表治皮。近年来，我们一方面各类科研成果汗牛充栋，可是能“接地气”、切实解决问题的没多少；另一方面，每年训法战法创新貌似很多，但能及时被采纳推广、进入法规的没多少。尤为甚者，有些重要的编成、战法、训法和新的作战要素等问题，即使更早被发现提出，但迟迟得不到重视，最终演化成制约部队战斗力提高的瓶颈问题，等等。面对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果拿不出高屋建瓴的意见和实在管用的办法，并切实付诸实施，解放和发展战斗力便无从谈起。

　　2013年美国一家知名智库发布了题为《游戏规则改变者：颠覆性技术与美国国防战略》的报告，在分析过去数十年里互联网技术、雷达技术、核技术、隐身技术、夜视技术等颠覆性军事技术如何深刻改变战争形态的同时，提出美军“下一代技术”创新的重点，应当放在那些可以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上，促使作战方式、乃至战争形态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进一步拉大与竞争者的“时代差”。

　　在我们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尚在积极探索的过程中，新的制胜方式已初现端倪、呼之欲出，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是否已经跟上？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习主席也强调指出：“思想不解放，不可能迈开前进的步子。”今天我们如果不能更上层楼、放眼世界、死磕前沿，尽快从思维惯性、传统定式中走出来，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弯道超越，那么，我们将失去整个未来！

　　四

　　“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篇向承平已久的麻痹思想宣战的檄文；不是一个笼统要求，而是以战斗力为准绳，重构部队建设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建设体系、评价体系等的系统工程。

　　怎样才算“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这首先有个定位问题。定位上不去，地位自然上不去。强调标准的唯一性、根本性，就是强调“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一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不能将战斗力标准搞明确，所确立的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军兴军目标就不能达到；就是强调我军履行根本职能任务的特殊性——没有符合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高标准，在国家安全面临全新挑战背景下履行使命就不会有高效能；就是强调端正工作指导的迫切性——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错了位，建设方向就必然发生偏离，军事斗争准备就要落空。

　　确立战斗力标准要看我们如何摆位。习主席不无隐忧地提出“吃鸡蛋和投手榴弹”的辩证法。如果鸡蛋天天吃，一旦发生战争手榴弹却投不出去，那吃鸡蛋的初衷不就落空了吗？这是一个战斗力标准与生活标准的摆位问题。以此类推，我们同样还要想到战斗力标准与安全标准、考核标准、演习标准、任务标准、检查标准、政绩标准等的摆位问题。一支以安全事故定乾坤，或以考核观摩为训练标准的部队，是不可能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一展雄威的。摆位错了，标准就乱了；标准乱了，战斗力抓建就成了抓瞎，一有战事，打仗的心理就成了心理的“打鼓”。

　　现代战争是体系的对抗，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全维作战、空天主导、体系对抗、信息决胜，都是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战争的时空间已发生重大变化，以往的战争总是若干战役的叠加，而现代战争几乎就是“一战定乾坤”。时间要素在不断升值，速战速决，眨眼即过，战争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政治作战功能也在不断提高。枪炮未响，舆论先行、法律先行、心理先行，已成现代战争的基本模式。在作战指挥上更趋扁平化，原始的层级关系不断被打破，各级权限也重新分割，作战组织和管理更是趋于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等等。不难知晓，基于信息化系统的体系作战，其关联性、结构性、耦合性、适应性等愈加鲜明地突出出来，比要素本身重要得多。

　　科学确立战斗力标准，就是要把战斗力当作一个系统，把军队当作“生命有机体”，要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集成模块”，要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为战争根本手段来实现，作为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来追求。如今还有人并未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仍习惯于解析式思维，把战斗力当作若干要素来解构，用兰切斯特方式推导战争。这显然已落后于现代战争要求，只能推导出错误的战斗力标准。这里好有一比，作为一个人，肌肉发达对于战胜对手固然重要，然而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判断准确、肢体协调、身怀绝技等更重要。战争亦如此。战斗力标准必须据此而立、藉此而建。

　　五

　　确立标准的过程，既是统一意志的过程，也是思想碰撞的过程。马克思说，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就是一场具有普遍性群众性的思想交汇、交锋和熔炼、淬火。只有将思想的闸门彻底打开，思想的洪流才会倾泻而出，智慧的源泉才会竞相迸发。开展大讨论，就是要广泛问计于官兵，问计于军内外，借鉴于国内外，在“确立战斗力标准”的应有标准、应解难题和应循路径上，启发思考，凝聚智慧，形成共识，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强军目标只有得到广大官兵理解和认同，变成广大官兵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才能真正成为推动部队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真言难免逆耳。但越是如此，越要赋予其表达的权利。讨论中的一切真言都是源于对真理的信仰、对变革的渴望、对强军的期盼。多些“乌鸦”，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多些“强项”，可以使我们的判断更准确；多些“逆鳞”，可以使我们的决策更高明。必须对新见解、新思维多些理解、包容、采集和吸纳，也许那里就有我们正需要的宝藏。

　　深受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赞赏的军事思想家约翰·博伊德，以他的决策循环理论，通过近千场讲座，启迪了大量军界、政界听众，引领美军的思想触角从战争“肢体”向战争“有机体”延伸。新理论打开了新思想的“潘多拉魔盒”，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基于效果作战、全球快速打击等理论迅速涌现。

　　有理由相信，经过这场大讨论，我们最终会将讨论成果凝炼成对未来战争的中国式解读。

　　战斗力标准归根到底是实践的标准，坐而论道是不够的，走出会场进入试验场，也是讨论题中应有之义。二次大战前，艾森豪威尔以平板车搭载火炮模拟坦克瞄准和射击。正是这种用“假坦克”训练出来的部队，成了美军驰骋疆场的战神。不能不看到，虽然我军已列装了大批新型装备，但在实际运用上，有些新装备带来的只是技术性能上量的累积，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战斗力生成的质的飞跃。如果我们局限在成熟经验和既有框架里思考出路，不敢于用实验代替论坛，在某些方面会仍然困顿于思维的囹圄。

　　“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去沉疴、除顽疾也必然遇到阻力。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最早提出苏军变革的思想，并付诸实施，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是他的副手加列耶夫后来在文章中说的：“如果不考虑个人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改革；考虑个人利益，大家就一致反对改革。”要改革，就必然要触动一些人的位置、待遇等利益固化的藩篱。但再强的阻力也必须止于深化军队改革车轮滚滚向前的正能量。

　　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对于我们这支军队而言，也必须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带来的强烈冲击前所未有，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的复杂局面前所未有，我军肩负的历史重任前所未有。我们只有直面并有效解决后三个“前所未有”，才能确保前三个“前所未有”。这是职责，更是使命。

　　今日之大讨论，就是要认清这一大势和危机，激活和汇聚全军上下思考建设和改革、参与建设和改革、献身建设和改革，为实现强军梦、中国梦而奋斗的思想洪流。

　　让战斗力之火在军营熊熊燃烧，永不灭熄！

　　让浴火弥坚的我们更有力地担当起历史使命，永不辜负！

　　（作者系本报高级编辑、南京军区某预备役团政委。标题书法：夏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