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派中共代表南汉寰前往绥远会见傅作义，并致信。他在信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接着指出，“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是国民党军的一位抗日名将。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作义就同其他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1933年日军侵占山海关之时，傅作义致电蒋介石请缨作战。在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后，傅作义率部开赴抗战前线。正当傅作义指挥官兵痛击日军之时，国民党政府接受了日军的停战协定，傅部被迫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对此无比愤怒，并质问：“怎么抗日还有罪？”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步伐，并且将矛头指向华北。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1936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后，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口号，只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动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

　　然而在这一时期，蒋介石谋求对日妥协，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抗日”犹疑不决，更是要求傅作义对日军行为以忍让为主，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而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则对日军的行为怒不可遏，坚决要求反击日军以伸民族正义。

　　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感召下，傅作义在绥远召开的抗日动员大会上，喊出了“宁做替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还规定部队早晚点名时要齐声高呼：“誓报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国耻！”体现出抗日救国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爱国救亡精神。

　　1936年8月1日伪军向绥东发动战争，傅作义毅然率部抗击。经过七昼夜激战，傅作义率部捣毁了日、伪军司令部，毙敌二百四十余人，俘敌三百余人，取得了保卫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他率部乘胜进军，收复失地，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的阴谋，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绥远抗战的光辉一页。

　　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国内各大报纸进行了报道，社会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举行援绥劳军运动。就连日本报纸也对傅作义及其将士的英勇善战表示惊叹。《朝日新闻》曾载文称：“战地离北平城只有六十多华里，如不是傅作义精锐部队阻击我军，皇军早已进入北平城了。”

　　毛泽东对傅作义在绥远抗战中取得的胜利赞赏有加并发来了贺电，称：“绥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先声。”他还派专人送去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这封信，在信中不仅高度赞赏傅作义的抗日功绩，还力陈抗日救国大义，表达了只有救亡才能图存，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迫切愿望，这也极大地鼓舞了傅作义将军救亡图存的信心。（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