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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开国大将黄克诚回顾自己的入党经历时这样写道。确实,黄克诚自打选定中国共产党,其初心就再也没有动摇过、改变过。黄克诚定初心,定下的是一种伟大情怀。
——题记
一
1922年夏秋之际,20岁的黄克诚来到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就读。
第三师范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早在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在三师设立了衡阳分社。1921年10月、1922年4月,毛泽东曾两次到三师讲演,其间还在三师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三师已逐渐成为湘南地区中共党团组织和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
黄克诚1902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县一个贫寒农家,小时在家读私塾,靠全家族凑谷子才能到县城读高小。在进三师之前,他受古书的影响,眼界不宽,思想狭窄,只想独善其身,做一个淡泊正直的人,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来到三师之后,他接触到时代的脉搏,开阔了视野。经过三年的摸索、探求,在当时流传的各种救国方案和革命思潮之中,黄克诚最终选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黄克诚经人介绍,找到了中共衡阳区委。党组织请三师党组织对黄克诚进行了考察,认为他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接受了他入党的申请。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克诚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折,奠定了他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基础。从此,实现共产主义,成了他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矢志不移。
不久,黄克诚受组织派遣赴广州进入中央政治讲习所学习。北伐前夕,即1926年6月下旬,讲习所学员提前结业。黄克诚向党组织申请参加北伐,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黄克诚编入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宣传队,随后随宣传队编入了唐生智部。北伐军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为将士送水送饭,这使黄克诚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力量。
谁也没有料到,在北伐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汪精卫竟然公开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血腥屠杀。唐生智为准备反共也率部回师武汉。
此时,黄克诚所在的第2师第4团驻湖北孝感,他任该团政治指导员,凌兆尧任团长。对于当时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对于唐生智,黄克诚非常震惊,极为愤慨。但由于得不到党组织的明确指示,他无法了解事变的真相。和他一起在军队工作的共产党员纷纷离去,党员秘密的碰头会不开了,和他单线联系的组织关系也断了。黄克诚在迷茫中度过了三个月。他担心日子久了,会失掉党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去武汉找党。
二
武汉已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找党的关系非常困难。几经辗转,1927年11月,黄克诚回到家乡永兴,开始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活动。
在永兴,黄克诚最终同湘南特委永兴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介绍李卜成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永兴暴动。之后北上井冈,重返湘南,参加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
湘南暴动失败后,黄克诚又一次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8年10月初,黄克诚和李卜成回到家乡潜伏。一段时间后,又离开家乡,开始了取道武汉、南京到上海找党的艰苦历程。
上海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黄克诚和李卜成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白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他们心里没有把握。
黄克诚和李卜成在上海住了两个月,还是没有找到组织,而生活越来越拮据,心里非常焦急。他们决定先去找个职业以谋生,再慢慢寻找组织。但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得到的答复都是:女工尚可考虑,男工一概不招。
一筹莫展之时,黄克诚在报纸上看到永兴籍著名的留学生黄璧的名字。
黄璧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兵工厂炮弹部任主任。黄克诚以黄楚珍的化名给他写了一封信,冒称是程潜所部下级军官,在江西被缴械后流落上海,因找不到职业,想到南洋去谋生,请他给予帮助。没想到,黄璧回信约他面谈。黄克诚立即赶往黄璧的办公室。可没谈上几句,黄璧就有要事要外出,委托他的一个亲戚、同事来谈。没想到黄璧的亲戚是邓丰立——湖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黄克诚读私塾时,邓丰立因与私塾老师有亲戚关系曾来过私塾,两个人早就见过面。湘南暴动失败后,邓丰立在北鸦山杀了很多参加暴动的农民和共产党员。幸而黄克诚这几年变化较大,邓丰立没有认出他,反而问他“黄时瑄现在在什么地方”。“黄时瑄”是黄克诚读私塾时用过的名字。邓恶狠狠地说:“黄时瑄是个杀人放火的共产党,他领头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要是找见他,决不轻饶他!”黄克诚愣了一会儿,但很快反应过来,搪塞了过去,脱身离开。
黄克诚转头给曹勤余写信。曹勤余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和黄克诚同在北伐军一个团里当营指导员,家住上海。联系上后,黄克诚才了解到曹勤余于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又参加了第三党,现在福建漳州的一个部队工作。曹勤余让黄克诚到漳州他所在的部队做事,条件是必须改变信仰。黄克诚回信告诉他,我的信仰决不会改变。从这以后两人就不再联系。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了,黄克诚又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凌兆尧的名字。当时凌兆尧在国民革命军第53师第158旅当旅长,驻防唐山。想到北伐时两人工作配合得不错,黄克诚立即给凌兆尧写信求助。凌兆尧很快回了信,并寄来20块银元。黄克诚绝处逢生,得以渡过最困难的关头。
这时,黄克诚在三师的同学、也在找党的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通过他的哥哥曾钟圣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曾钟圣即曾中生,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科长。黄克诚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由曾希圣通过曾钟圣转交党中央,请求恢复组织关系。党中央很快承认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接济他们的生活。黄克诚终于找到了党,身心都有了归宿,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
三
刚刚恢复组织关系,中央军委就派人同黄克诚谈话,告诉他其组织关系属军委系统,李卜成属地方系统,并说中央已发出党员职业化的号召,要求党员自找一份职业,借职业作掩护,联系各方面的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根据党中央的这个指示,黄克诚觉得可以去凌兆尧处。中央军委同意黄克诚的想法,并派一位负责人与黄克诚谈话,指示他到凌部后如何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的力量,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
大约1929年5月,黄克诚带着党的重托,从上海乘海轮抵塘沽,到了唐山凌兆尧旅部。
黄克诚在凌部边熟悉情况边开展革命工作。除了接触中下级军官外,还抽空到开平、唐山一带的煤矿去,访问煤矿工人、了解矿区的情况。黄克诚的行动很快引起了凌兆尧的怀疑。于是,凌兆尧找黄克诚聊天,问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又暗示以后可以委任他为政治部主任。凌兆尧害怕收留一个共产党员在身边惹火烧身,破坏他的仕途,想以封官许愿为诱饵,争取黄克诚放弃信仰,为己所用。黄克诚摸清了凌的心思,决定离开凌部。
恰在此时,黄克诚接到李卜成的来信,说他已回到武汉,接上了组织关系。黄克诚立即动身南下武汉。
黄克诚在武汉见到了李卜成,得知三师同学刘乙光在蒋介石的嫡系陆军某团当少校训练官,部队驻在孝感。黄克诚觉得在刘乙光部队开展革命工作是一个机会,当即写信请刘乙光帮助谋个职业。刘乙光派人接黄克诚到了孝感。
刘乙光将黄克诚以黄仕诚的化名介绍到陆军第2师政训处训育科当少尉科员,具体工作就是管理图书。黄克诚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北伐军上尉军官了,如今两年过去,却戴上少尉的牌牌,虽说有些别扭,但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心里牢记的是:我是共产党员,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当官的。黄克诚上班后,每天除忙于办理借阅图书、整理登记书籍、剪贴书报杂志外,抓紧一切机会接触政训处的工作人员,摸清他们的政治倾向,相机开展工作。后来,成功地争取了两位军人投身革命。
不久,黄克诚随部队回到武汉。当时,中共武汉特别支部刚刚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刘家驹叛变投敌,带领特务抓捕了李卜成。黄克诚独自在虎狼窝里工作,发生危险的几率更高了。一天,他同刘乙光上街,在闹市区突然与刘雄遭遇!刘雄是永兴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也是黄克诚在三师的同学。湘南暴动时,刘家曾被农民抄没。湘南暴动失败后,刘雄带领“还乡团”和白狗子,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对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干尽了坏事。黄克诚也正是他日夜搜捕的目标之一。
黄克诚已来不及躲避。但他急中生智,先发制人,乘刘雄还没反应过来,一把重重地拉住刘雄的手,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啊!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刘雄一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黄克诚说完便一松手,快步消失在人群之中。这时,刘乙光又上前拉住刘雄问长问短,估计黄克诚已跑远,才放手而去。
黄克诚脱险以后,再也不轻易上街了。1929年底,黄克诚随部队由武汉乘轮船到了南京。
这期间,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河。黄克诚反复思考着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抓军权,掌握枪杆子,否则,共产党仍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他决心离开国民党军队,离开城市,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武装斗争。
一到南京,他就找了个借口向部队请了假,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找到联系人徐德,将自己的经历与想法详细地作了汇报,并请徐德立即转报中央军委,希望迅速得到答复。
军委通知黄克诚到鄂南游击区去,并指示他立即启程。
黄克诚从此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开始走上新的战斗征程。
在千里找党的过程中,黄克诚有过很多次只要放弃信仰就能升官晋级、飞黄腾达的机会,但他都没有理会。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追随中国共产党。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历经曲折坎坷,几十年间有许多次受到错误的批斗,多次罢官,却始终坚持革命的理想信念,为真理敢做敢言;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从不患得患失,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且无怨无悔。黄克诚用他的一生践行了他的誓言,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他对党的一片初心就从未改变过,“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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