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了党内巡视工作的探索和实践。1928年，党中央制定《巡视条例》，以中共中央通告形式下发，巡视工作在党内全面铺开。随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立，巡视工作在军队建设中也逐步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军事部正式设立军事工作巡视员，并派出一些巡视员到各苏区和红军部队巡视军事工作，有效地指导并推动了各地武装斗争的发展。1930年2月，中央军委制定颁布《军事工作巡视员条例》，为在红军部队中开展巡视工作明确了任务，提供了制度性规范。

　　长征之前，巡视工作在红军部队中已广泛开展，由红军师以上单位政治部派遣巡视员到连队进行巡视。当时，彭雪枫曾任中央军委巡视员，黄祖炎、邱一涵、辛世修曾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刘兴元曾任红军医院政治部巡视员，袁林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巡视员们深入基层连队，积极开展传达上级指示，指导党、团工作，了解基层官兵情况，搜集整理情报等工作。通过巡视，进一步促进了部队上下之间的信息情报的交流沟通，使红军部队上级机关能够及时、全面地掌握基层部队党、团组织工作开展情况，指战员的思想动态、生活情况和战斗状态，部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信息，加强和改进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了党的决议、指示等在部队中的贯彻执行。这些巡视实践，为以后红军部队开展巡视工作积累了经验。

　　红军开始长征后，部队长途行军，敌情紧迫，战斗频仍，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巡视工作仍然没有停止。相反，由于对信息情报需求的凸显，巡视工作在长征中有所加强。比如刘英在长征开始时曾担任中央红军“红章”纵队巡视员，“随司令部一起走，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后来李维汉为了“及时掌握整个纵队的情况”，把刘英从电台调回，组织一个突击队，检查整个纵队情况，并随时向他汇报。长征途中，有的部队还成立了巡视团。如红一师政治部设立有巡视团，肖锋担任巡视团主任，工作人员有吴福善、匡道维、金行生等同志。据梁必业回忆，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保卫等部门，还设有一个干部巡视团，是“储备干部的地方，这里的干部可高可低，人数可多可少”。

　　在红军长征途中，红军部队中的巡视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围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这一任务，深入到各团基层连队，“了解情况，帮助工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检查指导连队党支部工作，帮助改进连队的支部领导，发挥堡垒作用。肖锋任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主要任务就是带领巡视员们随团行动，了解各团基层连队情况。在其日记中，有多次关于巡视检查连队党支部活动情况的记载。如，1935年1月21日，“谭主任派我同吴福善、金行生两同志跟一团行军，了解一营连队支部活动情况，协同沿途扩红”。3月19日，“我随三团一营为前卫。在通场到特务连了解情况，该连有105人，其中党员45人，团员35人，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连”。4月5日晚，“一团总支书记康志祥同志反映，全团12个连队，有7个连战斗力较强，主要是连队干部团结。支部堡垒作用好。八连较差，得抽人帮助整顿，搞好支部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除了了解党支部工作情况，巡视员还要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处理。肖锋记载，1935年3月8日，“谭主任要我同金行生跟三团行动……我深入九连了解彭连长打人事。战士反映：彭连长脾气不好，一着急就骂人。检查后向林龙发政委汇报，决定由林政委找他谈话，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改正。彭连长知错，表示要改正，大家很欢迎”。“四连党支部在行军大休息时召开支委会，批评二排胡排长工作方式生硬，不能以理服人。经过思想斗争，他的工作方法有所改进”。依据这些日记，我们就可以判断，当时巡视工作的任务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是传达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并及时了解部队对上级指示精神的反映。《肖锋日记》记载，1935年1月28日，“我继续在三团了解补兵后连队的反映”。2月26日，“部队准备打回遵义去，师政首长要我同匡道维同志跟一团行动，检查一下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部队的反映，以及连队支部的活动情况”。3月10日，“我们边走边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战士情绪较稳定，对转圈子可以理解了，东走西转是为了打好仗，消灭敌人”。3月18日，“向各连党、团支部传达了南下抢占乌江的决定”。3月20日，“凌晨五时出发，跟王隧一营急行军，经二十里铺、岩场到后坝场，鸡溪镇宿营，行程百余里。战士问，怎么老是走，究竟走到哪里去？这说明我们政治动员工作做得不够深入。我们政治处要同连队一同走，边走边谈为什么要转圈子的道理”。5月6日，“因为急行军，战士们走得斜头歪脑，牲口丢了一半。在危急关头，要做好政治解释工作”。6月26日，“晨七时出发，经木城、打鼓山等雪山，到达茶古寺宿营，行程七十里……当前主要困难是缺粮，战士、干部们都吃不饱，腿没有劲”。这些记载表明，在长征途中，巡视员是传达上级有关会议、指示精神，并做好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

　　三是协助基层连队做好战地后勤、扩红、筹款、宣传、收容等工作。部队长途行军，军情紧急，任务繁多，红军指战员要同时承担多项工作任务，巡视员也不例外。刘月生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干事、巡视员时，曾先后被借调到17师51团没收委员会，到5师13团一连、4师12团九连帮助工作，也曾接受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命令率政治部警卫排搞收容。肖锋则协助做过沿途扩红、收容、打土豪、领导宣传队宣传、做群众工作、筹措经费、安置伤员、组织担架、负责战地后勤等各项工作，还参加过攻打赤水县城、袭占曲靖、打松子竹、白腊坎等战斗。帮助地方开展苏维埃运动，也是巡视员的一项工作，肖锋曾按照谭政命令，“帮助扎西特委开展苏维埃运动”“协助地方开辟滇东苏维埃根据地”，提出“要枪给枪，既要拿出枪杆子，又要发展枪杆子”。1935年2月28日，在桐梓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长额交谈，了解到“这县有区苏维埃政府十五个，乡苏维埃政府四十二个，党支部已发展到二十一个，有党员一百二十五人，游击队数百人，主要干部都是红军留下来的”。

　　四是帮助部队了解沿途地方的社会风土人情以便制定相应政策。在紧张的战斗行军之余，巡视员们还要留心沿途社会经济、风土民俗情况，肖锋多次记载贵州、云南等地地理环境、群众劳动习惯、地主以及底层百姓的经济情况，认真了解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态度，败退下来流落讨饭的敌人伤病的情况等。此外，还要监督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1935年5月1日，肖锋跟随二团三营一连在大段休息时，“七班战士打坏群众四个土碗，胡政指赔偿两角钱”。这些信息，都是对红军部队十分有用的情报。

　　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在红军部队中的巡视员同样面临着生死考验。刘月生过草地时差点牺牲；1935年4月23日，跟着肖锋巡视的“吴福善同志发疟疾，匡道维找了副担架抬回来，谢天谢地，半夜就好了”。4月30日，5月1日，肖锋两次差点被敌机炸死，6月22日，又“突然发了疟疾，幸好在懋功休息了几天，病情好转”……面对艰难险阻、生死考验，红军巡视员们并没有迟疑，没有退缩，“在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据王宗槐回忆，在会理，罗荣桓由于受“左”倾错误排挤的处境还未改变，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巡视员，政治上、生活上仍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依然坚持对党和红军的信念，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

　　“为了革命，就要不怕牺牲。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生为革命，死也要为革命，决不能贪生怕死不革命。”在大规模的军事转移过程中，正是这些具有坚定信念、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红军巡视员，穿梭忙碌于红军部队中，把红军部队急需了解和掌握的重要情报信息，及时收集并上报给上级领导机关和指挥员；同时把部队基层单位和士兵迫切希望了解上级机关的行军战斗意图，及时传达下来，并认真做好各项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升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障红军长征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