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早期，就对整个抗日战争作出了符合实际且为抗日战争实践结果验证的科学预见。他在《论持久战》中运用的军事预见方法论，从军事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宝库，不仅气势恢宏、独具特色，而且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运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预见抗日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抗战。半年多以后，党内外出现了关于抗日战争前途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亡国论”者只看到日本的军力强大，得出中国“战必败”的结论；“速胜论”者仅仅看到打了几个胜仗，就得出中国“速胜”的结论。当时，这两种错误预见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毛泽东则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客观实际，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所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观点，就是要求从战争的全部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对战争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把握战争的规律性，并据以推断其可能的发展趋向，科学地预见战争的进程，从而给战争以有力的指导。

　　通过考察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预见抗日战争。毛泽东在预见抗日战争的前途时，把抗日战争的矛盾放到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从而判明战争的性质、推断其发展趋势。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里所说的全部根据就是整个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规定和影响着战争双方的特点和力量对比；影响着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毛泽东同时指出：“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而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大的经济危机，日本为了挽救其帝国主义制度没落的命运，发动了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然而，发动战争非但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反而加重了本国人民的负担，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财政危机更加深化，其结果必然会加速其灭亡。而中国则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觉醒了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有了数十年革命的经验，同时，又有“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形成了中国广大人民和中国军队的一致抗日。正是这种处于特定时代之中的日本的退步性和中国的进步性，成为中国可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

　　着眼辩证分析敌我双方基本特点预见抗日战争。毛泽东从大量纷乱的抗日战争表面现象中，找出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通过对比分析其内在联系，从而对抗日战争进行了科学的预见，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等条件，从军事、政治、经济、人力、物力等方面，概括了中日双方的“四大”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中日双方这“四大”基本特点即“四对矛盾”，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中日战争复杂的有机统一体。因此，我们不能依据任何一个孤立的因素来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结局，只有把敌我双方的全部基本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总体上看，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相反，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由于日本的帝国主义制度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敌小我大的特点，决定了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以及世界形势之寡助，中国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以及世界形势之多助等特点，又决定了日本必然失败和中国的最后胜利。

　　着眼敌我双方力量的发展变化预见抗日战争。毛泽东在预见抗日战争持久战的发展过程和各阶段作战形式时，认为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及敌我力量的发展变化，决定抗日战争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在此阶段中，我所采取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我方力量将获得发展，敌方力量将受到遏制和削弱。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这是一种敌我相持的战略态势。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这是最困难的时期，但它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阶段。第三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时，我所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将是运动战，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而以游击战辅助之。毛泽东分析认为，以上三个阶段的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定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争过程的估计，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创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但后来抗日战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中国人民和军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在毛泽东抗日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使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情形的预见，由可能趋势变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