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

　　在理解国家治理能力问题上，美国加州大学迈克尔·曼教授对两种权力的划分富有启示。他把政治权力划分为专断性权力与制度性权力。前者是国家在行使专断性权力时，无须与社会协商，可以独断专行。后者是指国家在行使制度性权力时需要与社会协商，需要征得社会的同意和寻求社会的支持。因此，制度性权力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以及被治者的合作与服从，运行方式则是自下而上式与自上而下式的结合。尽管国家在行使制度性权力时决策过程看似缓慢，但由于决策过程中存在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重要决策事先已得到社会的多数支持，其执行效能与效率便会大大提高。

　　基于此种思考，未来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需要考虑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如何发展和完善民主制度？制度性权力的基础是政府的基本方针、人事构成及具体政策能反映整个社会的需要与诉求。只有落实民主制度，让选票起到更大的作用，才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如何有效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如果政府职能范围可以任意扩大，权力行使过程可以为所欲为，就无法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治理意味着政治权力需要受到制约，核心是两个：一是人民必须拥有控制政府的手段，二是政府内部应有权力制衡的约束机制。

　　第三，如何有效确保公民的政治权利？约束政府的政治权力与确保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普通公民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政治权力必然是不受约束的，因而也无法加强制度性权力。这就需要发展和完善法治。只有“法治中国”，才有“善治中国”。

　　（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南风窗》 2013年24期 小玉/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