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精神培育多借助“厚重载体”

　　■孙继峰 张跃林

　　国防精神是与国防需要相适应的，包含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等内容。恩格斯曾经说过:“军人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情绪,是影响战争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可见,重视培养全民国防精神,对于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加强国防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研究中，要准确地描述、阐释和概括一种具体国防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境界，尚往往需运用较多文字和语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表达一种国防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境界时，却不可能经常用繁多的文字或语言进行阐释。因此，借用一种或多种寓意深刻而又恰如其分的实物、故事等，对国防精神进行直观、准确的比喻，或使之变成人们心中的一种象征、内在动力，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当然，作为国防精神的载体必须拥有厚重的民族优秀文化沉淀。

　　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精神、防卫精神和国防精神，无一例外地在民族繁衍延续、发展壮大的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并完好地积存在影响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遗存物、自然物、历史事件及杰出人物等载体中。这些载体所蕴涵的精神文化，始终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强盛产生着有形或无形的重要推动。正所谓文化乃民族之魂，国防乃国家之脊。那些拥有厚重文化沉淀的载体，在国防精神培育中，可以因为更形象、更为人喜闻乐见，而易于被接受、记忆、传承，更有利于凝聚兴国之魂、铸造强军之魄。譬如革命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红色资源，尽显爱国奉献、强国奋斗精神。“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横亘在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所蕴涵的国防精神和形体意象，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传承且深入人心。事实上，在现代国防实践活动中，人们已经把长城形象视为中华民族现代国防精神的象征。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文以布道，文以立德，文以化人，文以兴国”，在现代国防精神培育中，多借助拥有厚重文化积淀的事物无疑会极大激励人们的爱国情感。

　　战术对决实质是应变能力较量

　　■刘小军

　　战术创新是牵引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有力引擎。有学者预言：信息化背景下，谁抢占了技战术制高点，谁就赢得了先机和主动。战术创新，强调的是两强相遇“变”者胜。

　　无“变”无法，唯“变”能胜。战术是指导战斗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指导战斗的理性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科学与艺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比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抗日战争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都是当时克敌制胜的法宝。信息时代武器装备的竞争固然重要，但思想的较量才是真正的较量。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面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变”非偶然，而是必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适时提出“快速决定性作战”“斩首攻击”等新战法，并在实战中取得较好作战效能。依赖于技术进步创新战术，正成为西方强军追逐的目标。近几年，我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快，但“三代同堂”的格局依然存在。这是机遇，更是挑战。如果墨守成规，能打胜仗就是空中楼阁；只有以变应变，变中求新，才能掌握主动赢得先机。作为基层官兵，对新型武器装备理解得好、运用得好，具有较强的技术感受力，才能创造发挥其潜能的新战术。作为各级指挥员，更须有前瞻的眼光、创新的思维，才能通过实战化训练，摸索新型武器装备的多种可能使用方式和不同作战行动的具体打法。

　　“变”非随意，“变”有章法。当前，不少单位提出很多新战法，可管用的并不多。为了出成果而一厢情愿，平时还能糊弄过去，战时就会吃大亏。战术创新受制于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以及作战具体条件，既不在乎“洋”，也不在意“土”，关键要管用。战术创新是面向未来战场的，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具有我军特色。

　　两强相遇“变”者胜，“变”是基于信息革命的创新，是打赢未来战争的信心之基，是现代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战争胜在创新求变，败在墨守成规，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思想藩篱束缚战斗力生成的警示

　　■王旭东

　　历史研究者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是，为何鸦片战争后的清军大力推进装备近代化却最终在军事上无所作为？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求“自强”。到甲午战争前，作为清军主体的防军和练军基本实现装备火器化，南北洋海军规模处于东亚前列。然而晚清装备近代化是缺少近代工业基础，缺乏近代先进理念下的产物。自洋务运动开始直到清朝覆亡为止，清政府始终未能形成明确、清晰的装备发展战略，亦未成立全军统一的装备建设专管机构。这意味着清军装备革新始终是在无通盘筹划、无长远规划、无监督管理下进行的，势必带来严重问题。如淮军购得的武器，有相当部分是当时各国军队淘汰和兵工厂粗制滥造的军品，造成极大浪费。根本上说，晚清装备近代化是被动而为，而非主动选择，因此变革后劲不足，一旦缺乏战争刺激，变革即归于停滞甚至倒退。在装备更新和换装上，没有随着世界装备发展的脚步持续跟进，而是有事时急于购买，无事时偃旗息鼓。

　　北洋海军堪称清军重要作战力量，但北洋海军的宗旨只是立足防守，未能作为遂行海面决战、夺取制海权、拒敌于海上的有效力量加以使用。正是由于这种消极战略，使得清廷在海军发展上满足于小成即止。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到1894年甲午海战，再未购置一艘新舰，但参加甲午海战的日军战舰却大多购自这一时期。1889年北洋海军曾受邀访日，日本鉴于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舰威力强大，深感实力不足，遂决定针对中国军舰大力扩张海军。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覆没，此时已埋下伏笔。

　　晚清面对中西装备的巨大差距虽提出“师夷长技”，但骨子里从来看不起技术和从事技术的人员，劳心者与劳力者界限分明。无形中使统治阶层勇于言理，耻于言器，乐于做官、高谈阔论，而不屑于研究、从事具体技术工作。晚清洋务派曾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希冀在短期内掌握西洋之术，不再受制于人。然而却不愿正视或者忽视支撑西洋武器得以建造的“道”，即科学技术、先进制度、思想文化等根本。这使得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军事自强运动缺乏雄厚的思想、制度、文化和社会基础。而作为一场全面的近代军事变革，离开这些必然难以获得真正成功。比如当时学堂中课程的设置、译书顺序等，都带有鲜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烙印。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制约，使晚清的军事近代化始终束手束脚，难有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