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智慧》 张岱年 主编 中华书局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下，文化承担着伟大的历史使命。文化自信从哪里来？这不仅仅是主观世界的思想意识问题，而依然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应当面对当下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的时代性要求，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沿革因创，会通变化，才能真正创造出新时代文化并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任何文化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2017年年底由中华书局刊行，深受读者的喜爱。该书众位作者都是中国古代哲学领域里的名家，而主编先生的精心校勘和审慎态度，使我们对该书的敬意更深一层。该书更为永久的魅力却在于比较全面、科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包括中华思想的意蕴理路、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以及诸种通向致知明理的方法论。

　　“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对“道”的理解可谓简洁明快，切中要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哲学家的新高度。他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纲领的统帅之下，当时还年轻的哲学家们进入到个案研究中，着重辨析理气关系、情性观念、有无形神、动静体用，以及各种格物致知的理论与途径，探求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区别于大而化之地讨论中国文化的数以千计的著作。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老子的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

　　个案研究有利于进入研究对象的思想肌理之中，作者对每个哲学家的把握都是斟酌再三，力求概括大略，窥其奥秘。比如论孔子以“己欲立而立人”“为仁由己”“过犹不及”“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为题；论王弼以“得意忘言”“本末与体用”“名教与自然”为点；论张载则以“虚空为气”“凡象皆气”“神天德，化天道”“一故神，两故化”为焦点。凡此种种，都能以问题为切入口，提纲挈领，擘肌分理，原原本本，直逼本相，体现了醇正平实的学风与独到的哲学史识见。职是之故，作者探赜辨析的哲学史难题就能水到渠成地展现出来。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关于程颢与程颐，作者并未刻意比较，因为二程在理学上基本内容并无二致，书中申明其共同性：“他们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境界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但是，因为作者超常的抽绎与析理能力，我们所看到的程颢和程颐却是“同”又“不同”的，论程颢以“浑然与物同体”“动静皆定”“天人一理”等为题，论程颐则以“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动为天地心”“道则自然生万物”等为题，精准地反映出程颢以发明本心为取向、程颐以居敬穷理为职志，分别开启不同理学路径的哲学史事实。可谓二程各表，同异自现——这是非同寻常的出色的哲学史叙述。本书精彩之处无法一一列出，这些当时的青年哲学家在张岱年先生的指导下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是可观的，这本书应当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的初学者和爱好者可资借鉴，并可以信赖的阅读文本。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

　　这种努力是明显且有效的。比如，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和哲学史料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得出诸多新见。书中也特意关注了古代逻辑学家如惠施、公孙龙的著作和观念，特别留心中国哲学史中重要命题或焦点问题的辨析，将僧肇、范缜、法藏、慧能纳入研究视野，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书中也用心良苦地发掘中国哲学家们的理性觉醒和科学态度。正如前文所述，本书作者们并未陷入空洞的思辨中，而是从旧哲学中创造新的时代精神，比如论及程颐“性即是理”时，作者说：“程颐还认为人性不仅是道德的根本原则，而且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思想把宇宙的根本规律与人类的道德原则合而为一了。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性即理也’包含着认为一类事物的本性或本质也就是这一类事物的规律，这个思想在理论思维上是有意义的。”这种论述，是将对中国传统理学的解读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中。张岱年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建构了中华智慧的谱系，以“道”、理性精神来统摄，将中华智慧的体认纳入严肃的学理观照与高远的历史观照中，并将对中国特色人文精神的孜孜以求贯穿始终。

　　（作者：李瑞卿，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