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故事常常获得人们的青睐，让人肾上腺素激增。从《哈姆雷特》到《基督山伯爵》，这些故事与传奇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须知，复仇在现代人观念中都是挥之不去的迷障，在公力救济出现之前，复仇更是根深蒂固的想法。

　　《复仇与法律》引用了太多中国古代的经典，这是让中国读者觉得更为亲切的原因。中日文化的交融与难舍，由此可见一斑。作者穗积陈重（1855-1926年）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与富井政章、梅谦次郎三人奉命编纂日本民法典，对日本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复仇与法律》是穗积陈重的遗著，其子穗积重远专门说明“本书是家父穗积陈重遗著《法律进化论》的第四部”。因此，穗积陈重之研究复仇，是多年研究法律进化论中的关键一环。

　　穗积陈重把复仇的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复仇公许时期、复仇限制时期、复仇禁止时期。他认为复仇是人类社会一般现象，任何国家都存在过。其以中国史料为据，复仇公许时期，《礼记·曲礼》：“父母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公许时期，法的力量尚弱，对复仇者也无禁止或制裁的法规，再加之各种风俗与迷信的作用，同态复仇成为了私力制裁的首选。

　　其实在人类历史的各个社会与各个时期，复仇都曾普遍存在，而且，以复仇为题材或主题的故事曾经且至今感动着一代代受众，从古希腊的《安提格涅》《阿伽门农》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乃至近现代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铁面人》《凯旋门》都涉猎了复仇的主题。

　　复仇限制时期，《周礼》：“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下注：“同国而不相避者，欲杀之必先言之于士”，即为不申报而杀害仇敌之人会以擅杀之罪而被制裁。这是国家司法逐渐建立成熟的时期，私斗妨碍了社会治安。然而，整个社会的转变并非朝夕之事。须知，复仇在现代人观念中都是挥之不去的迷障，在公力救济出现之前，复仇更是根深蒂固的想法。

　　复仇禁止时期，穗积陈重引了王安石的《复仇解》：“或问复仇，对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职，其能杀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则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听，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听，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听，以告于天子，则天子诛其不能听者，而为之施刑于其仇。……《春秋传》以为父受诛，子复仇，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绝之义，废不可绝之恩也。”

　　在复仇禁止时期，复仇所代表的“义”与国家刑律所代表的“法”的冲突更加激烈。以唐朝的徐元庆一案为例，徐元庆为父报仇，手刃杀父仇人。一方面是以孝治天下，一方面是大唐的律法，各级官员颇感为难。最终，武则天打算把人放了，但陈子昂说不行！他写了一篇著名的《复仇议》认为，按国法应判死刑，但为父报仇，孝义感人，所以应先诛杀以明法律，然后再大张旗鼓地旌表他的孝。武则天觉得此议不错，按这办了。但百年之后，柳宗元旧事重提，专门写了一篇《驳〈复仇议〉》大骂陈子昂。柳宗元认为，法和孝本是一体，像那样既刑罚又表彰，就把两者搞对立了，这是胡闹……

　　私力让渡与公权，公权不行，“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所以王安石说“仇之所以兴，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获也”，在礼法纠缠不清的时候，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日本明治维新禁止复仇也经历了一个反复讨论的时期。在日本，复仇被作为臣子之大义来尊重的观念数百年来深入人心，当时立法者的思想也保留了这一观念。最后还是精悍果敢的江藤新平于明治五年任司法卿后，破除旧弊，制定新法，终于明治六年发布《复仇禁止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