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中国文化》申荷永 高 岚 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喜读《道德经》《易经》，钦佩中国古人善于认识自我和精准把握时机的智慧；揣摩道家的炼丹典籍和禅宗的“公案”，从中发现心理学意义上察人疗心的启示；自家的别墅园林按“曼荼罗”的意象布局建设，院子里的石头上有他亲手镌刻的汉字……古斯塔夫·卡尔·荣格，这位大名鼎鼎的瑞士心理学家，真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追随者了。

　　那么，曾因与弗洛伊德合作和深受弗氏青睐而在西方名重一时的荣格，是如何转向东方寻求智慧而成为中国文化之“粉丝”的呢？总得有个过程和有些缘由吧？

　　申荷永和高岚合著的这部《荣格与中国文化》，就为我们揭示了个中原因。两位作者都是心理学教授，系我国现代心理学先驱高觉敷先生的嫡传弟子，也是当今荣格心理学在中国大陆乃至海外华人学界的领军人物。由他们来梳理与介绍荣格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应是再恰当不过了。

　　拥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如在第一章“荣格的中国文化情怀”中述及的荣格出生地凯什维尔，童年时居住的巴塞尔，以及由荣格亲自设计建造、在晚年隐居其间的波林根塔楼，作者都曾亲去探访，并多次带领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专业的研究生前往拜谒。那块荣格童年时曾坐在上面幻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街边凸石；由荣格的嫡孙安德烈·荣格亲作导游详解的荣格书房及书房内的“密室”；荣格居所内各式各样浸满中国元素的物件——山水画，观音像，书法匾……皆有作者亲摄的图片配附书中。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痴迷情怀，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一手资料不只是这些探访得来的景物图片与现场描述，更包括作者与西方一批顶尖荣格学者的直接交流。其中有曾亲聆荣格教诲的学生兼同事乔·汉德森，有近30年来历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有欧美多所荣格研究院的院长，从他们口中说出的对于荣格和中国文化关系的理解，就更具深层意义和学术价值。如曾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的汤姆·科茨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中被问及荣格与弗洛伊德有何不同时，一番答词堪称经典：“荣格与弗洛伊德，以及分析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之最大的不同，在于荣格以及我们荣格学者，都熟悉《易经》和中国文化，而弗洛伊德与其精神分析师则不然。”

　　详尽严谨的考证和客观公允的学术评述，是该书另一特点。比如论述荣格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就不能不涉及一位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他是如何来到中国的；一位传教士为何竟以“从未给一个中国人施洗”而自豪，反倒向欧洲人译介了大量中华经典，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书中列举了时任山东巡抚周馥对卫礼贤的影响与倾心支持，是周馥推荐了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的劳乃宣向卫礼贤传授《易经》，才使卫礼贤得以深入中国文化之堂奥；劳乃宣之所以看重卫礼贤，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颇类似于孔夫子所叹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欲将中国文化的血脉通过这位洋弟子带往更珍视她的地方。而卫礼贤也确实由影响到荣格而影响了整个西方，使古老的中华文化因滋养了现代心理学而在西方重放异彩。对卫礼贤接触过的诸多中国学者，作者也有考证和列举，如王国维、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等，都是当时名士鸿儒，也就难怪卫礼贤会如此折服于中国文化并能理解其精髓，由此又深深地感染了荣格。

　　既透着对荣格学说的真知灼见，又彰显出对中国古籍经典的深厚学养，是此书的第三个特点，应该也是最重要的特点。这使得此书不是一般意义上对荣格与中国文化渊源关系的介绍，而是对学习理解荣格心理学和从心理学视角认知我国传统文化精粹都有裨益。一般说来，荣格学说的有些概念总是既让人感到新奇、心有戚戚，又容易伴随某些困惑，如“集体无意识”“原型”“共时性”等等，因为难有实证，只能凭人感悟。作者以数十年研修荣格心理学的经验和对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详细了解，对一些概念作了堪称独家、并得到西方同行认可的阐释，比如“自性”或“自性化”问题。知道了荣格常用的术语概念是在何种背景下产生的，曾受到过哪些人和哪些具体事件的影响，就比普通教科书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要生动易解。由了解荣格的生活习惯、精神气质而理解他的学术之路，也就知道荣格与中国文化之缘绝非偶然。而书中涉及的诸多中国古籍，不论是儒家经典还是道家的丹书与佛教的经文，作者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便能从现代心理学视角与荣格的相关说法逐一比对，论证其内在联系时便丝丝入扣，毫无牵强之感。比如由道家的“至虚极，守静笃”和“顺乎自然”发展出荣格的“积极想象”；由藏传佛教的“曼荼罗”引发的对于“无意识”的探索；由《易经》所含的哲学思想启发了关于“共时性”的想象，等等。可以说，若非完整深入地理解与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就难以真正读懂弄通荣格心理学；而学习和理解荣格心理学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发现和评价我国传统文化精粹及超凡魅力的过程。

　　该书最后一章专有一节讲述“荣格在中国”，介绍了自1998年至2018年间由作者发起与主持的八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的情况。看这些主题即知：“分析与体验：东方与西方”“伦理与智慧：东方与西方”“卫礼贤与荣格：《易经》与心理分析”“觉悟与自性化：东方与西方”……都未离开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反过来又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有益影响。

　　1929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卫礼贤给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在中国遇到荣格》。荣格当然是没到过中国的，卫礼贤用这样的比喻，说明其心目中的荣格跟中国人气质是何其相像。如今，也不妨将卫礼贤此喻稍作引申——申荷永、高岚两位教授通过《荣格与中国文化》这部倾心之作，让受益于中国文化的荣格心理学反哺于华夏故土，不啻是将荣格请回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