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 日是第三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一组来自公安部的数据再次凸显我国的“交通安全之痛”：我国每年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由1996年的历史最高点80起，降至2013年的历史最低点16起，但是，每年依然大约有6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0多万人在事故中受伤。死亡交通事故中，90% 以上是因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导致。

    因此，今年“全国交通安全日”的主题是：抵制七类违法，安全文明出行。这七类违法行为分别是：超速、超载、酒驾、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让斑马线。

    来自权威部门的分析指出，与成熟的汽车社会国家相比，我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和致死率偏高，远远高于发达国家，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临“文明之失”的挑战。与快速的汽车化进程相比，汽车文化的积淀和汽车文明的养成尚不匹配，交通违法和交通陋习普遍，驾驶人安全文明素质亟待提高。

    汽车社会面临多种新问题

    2009年，中国汽车业产销量突破千万辆，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业的重心。这一年也由此被认定是中国汽车社会的元年。

    截至11月27日，我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突破3 亿大关，其中汽车驾驶人2.44亿人；全国民用机动车保有量达2.64亿辆，其中汽车1.54亿辆；驾驶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汽车数量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这标志着我国道路交通发展达到新节点，这更是推动交通管理工作再上台阶的新起点。

    为适应汽车化进程的新形势、新变化，公安部发布的“史上最严交规”123号令于2013年1 月1 日起实施。重典治理的结果是，近两年，因超速导致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34.9% 、35.9% ；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5% 、39.3%.

    然而，公众在享受汽车为工作、生产、生活带来快捷高效的同时，却还面临着死伤事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和挑战。面对快速发展的汽车社会，交通管理和社会治理也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据公安部统计，2013年以来，不礼让斑马线导致道路交通事故4907起，造成1145人死亡、4487人受伤，其中私用车、货运、出租客运车辆不礼让斑马线导致事故最多，分别占全部车辆事故的72.6% 、9.9%和7.7%. 在我国，每天有2.6 人死于闯红灯。

    今年“全国交通安全日”所列七类违法行为的明显特征便是，违反法律、野蛮驾驶、背弃文明。

    从这七类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范围来看，既有城市地区、又有农村地区，既有高速公路、又有普通道路。

    从危害程度来看，超速、超载、酒驾、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量大，恶性程度高；占用应急车道危害群众公共利益；不礼让斑马线，妨碍行人通行权利和直接危及行人生命安全。上述违法行为严重妨害交通秩序、道路安全。

    交通参与者规则意识不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2013 年度《中国汽车社会蓝皮书》指出，交通违法行为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路权不明晰。

    蓝皮书指出，路权意识的缺失是造成交通秩序混乱的根源。交通法规没有能够强化人们的路权意识。在大家都抢行的情况下礼让，就会寸步难行，长期下去就没有人坚持尊重别人的路权。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管系教授丁立民看来，不能因为客观因素和人无止境的需求而忽视安全意识。

    《法制日报》此前对“文明出行”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72% 的受访者认为，不遵守交通信号、不文明出行的原因在于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什么是安全意识？从交通来说，就是高度注意的义务。”丁立民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所谓高度注意，形象地说，就是大货车司机要注意到自己车辆的特殊性，在遇到小型车辆时减速慢行；机动车在看到行人时，主动慢行。但是，现在很多交通参与者没有认识到自己应尽这种高度注意的义务，而是普遍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行人认为机动车会减速，机动车认为行人会主动避让。

    丁立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交通参与者的规则意识不强。对交通参与者来说，相对于单位、家庭而言，马路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协调各方的关系只能依靠规则、依靠法律。但是，目前很多交通参与者的法治意识不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导致各行其是的局面出现。

    “不遵守交通信号、不安全文明出行这种‘交通症’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病’，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浮躁，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利。这种心态反映在交通行为上，就是行人闯红灯、机动车司机随意超车、超速行驶等。从社会面上来说，普遍缺乏一种注重安全的意识与平和的心态。”丁立民说。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抵制七类违法安全文明出行”主题的确定，旨在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这七类交通违法行为，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安全自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文明礼让意识，努力形成“遵守交通法规光荣，违反交通法规可耻”的社会氛围。

    树立安全意识要从孩子抓起

    在上述调查中，有58% 的受访者认为，要加大对不文明出行行为的处罚力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加大处罚可能会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但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罚不责众”，这种观念一直存在于群众的头脑中。所以，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丁立民亦认为，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有时候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

    现在的交通管理已经使用了很多技术手段，比如通过电子眼拍下违法行为，继而进行处罚。但是，这种方式也会给交通参与者一种思维——因为害怕电子眼才不违法，如果没有电子眼，就可以随意行驶。也就是说，在处罚的模式下，交通参与者是因为担心受罚才遵守规则，而不是从内心、从意识上要求自己遵守规则、遵守法律。

    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亦不可能通过下猛药来解决。

    丁立民认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宏观的，即从问题根源入手，解决社会心态浮躁问题，确立一种和谐的价值取向；另一种则是从孩子抓起，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孩子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让孩子从小就知道遵守规则的重要。

    “从孩子抓起有两方面的好处：从现在来看，通过孩子影响家长，如果家长不遵守交通信号、不安全文明出行，孩子对家长的‘教育’效果可能会更好；从长远来看，孩子是未来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安全意识增强了，未来的社会也必然会安全。”丁立民说。

    乔新生认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一方面需要执法者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心态，杜绝以罚代管，真正让交通规则进万家，另一方面则需要增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在制定交通规划时，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社区居委会要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增加交通管理的内容，让社区居民参与到交通管理工作中来。

    蓝皮书则建议，各级党政机关应该重视汽车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社会治理，处理好汽车社会下的公平问题，处理好公车、校车等问题，通过有效的途径，从法律上、纪律上、道德上、文化上建立健全汽车社会的规则，使得汽车社会良性运行。以明确路权、保障路权为突破口，通过法律、教育等手段强化民众的路权意识，惩罚侵权行为，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汽车文明程度。

   （记者廉颖婷制图／李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