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出来打工要签合同，我签了，咋不给我双倍赔偿呢？”7月3日，郭超英掏出塑料袋里的用工协议（复印件）和裁决书时气愤难平。

　　3年前，郭超英到辽宁大连一家软件开发服务公司做保洁员。公司要求与她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协议，说签了不用担心被欠薪。郭超英没多想就签了。今年2月，公司无故解雇她，她申请双倍赔偿时，公司以她是“钟点工”为由拒绝，仲裁庭也没支持她的诉求。

　　郭超英的遭遇不是个案。

　　近年来，一些企业打擦边球，聘请“钟点工”干全日制员工的活儿。有的是口头约定为“钟点工”，有的还签下“钟点工”的用工协议或劳务合同。6月20日~7月3日，记者采访了保洁员、促销员、婚庆员、演艺员等22位“钟点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向记者讲述了各自遭遇：被辞得不到赔偿，时薪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受用工单位欺骗签订非全日制劳务合同……

　　工时相同工资却低于全日制员工

　　2014年6月12日起，每天早上7点，郭超英都会准时出现在所在软件公司三楼的工具间。物业总经理要求她7:10~9:00、15:00~16:50打扫走廊、工位地面，擦洗卫生间和茶水间。因为工作地点离家远，郭超英用中间的时间来巡检，有时会被叫去擦洗会议室。到了午饭时间，她就加热自己带的馒头或米饭，就着咸菜吃。公司承诺每个月的工资是2200元。

　　今年2月1日，郭超英被解雇，公司对此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她听说遭无故解除劳动合同可以要求双倍赔偿，于是申请了劳动仲裁。

　　6月11日，该软件公司代表在庭审中辩解说：“当初公司与郭超英签协议时明确了是非全日制用工，郭超英也同意签字了，而且公司安排她每天工作不到4小时，一周没超过24小时，所以解雇她不用赔偿。”郭超英则不同意，她说，实际上自己每天工作时长都接近8个小时。

　　当地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68条、71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同时，郭超英不能提供每天工作8小时的证据。因此，裁决不予支持郭超英的诉求。

　　与郭超英的遭遇相似，沈阳某大型连锁超市促销员郑灏也觉得自己遭到不公对待。

　　2016年8月，超市某食品品牌产品销售商雇郑灏在超市工作，每周付给他325元，他连续工作了7个月。“说是小时工，干的是营业员的活儿，每个月到手1300元，低于沈阳市最低工资标准（2018年调整为1620元）。找到老板要加工钱，老板说，我一个小时工哪有最低标准，约定是多少就给多少钱。”郑灏说。

　　记者采访的22位“钟点工”中，17位每日工作时长超过4个小时，13位每天工作接近8小时，与企业内全日制员工工作内容相同。然而，这13位所谓的“钟点工”工资却低于全日制员工，而且用人单位没有为他们缴纳工伤保险，也没有意外伤害险。

　　一些企业把劳动者伪装成“钟点工”

　　“可订立口头协议的法律规定，让‘钟点工’拿不出证据，雇主和企业却肆无忌惮地违约。”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忠旭说。

　　劳动合同法第69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大部分的口头协议都成了空口无凭，约定的时薪是多少、工作时间多长都无证可循。”郭忠旭说，“而且大部分的钟点工不打卡、不做考勤，很多企业的员工名册里也没有任何记录，没有工作证明，钟点工维权难度非常大。”

　　利用劳动者不懂相关规定，有的用工单位偷换概念将“劳动合同”改成“劳务合同”。

　　去年10月，白枫被沈阳新天地婚庆有限公司“套路”了。白枫是摄影与摄像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到该婚庆公司做婚纱照拍摄、婚礼跟拍工作。第一次见面，公司分管人事的副总经理拿出一份“非全日制劳务合同”让他签3年，每月初支付2000元，月中再支付1500元。并解释说他工作不用定时定点，有事可以请假，所以是非全日制用工形式，白枫觉得合情合理就签了。今年4月，白枫被解雇索要双倍赔偿被拒时才发现合同有“猫腻”，自己被定义成了“钟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