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来源的“小红帽”

　　除了佩罗版和格林版以外，“小红帽”的故事还广泛流传于欧洲各地，发生过形形色色的演变，其中一些也不乏相应的汉译本。有些版本的流传地域虽然并不相同，如杨晋豪翻译的《红巾娘》（载1932年《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号），原本是 “流传于英吉利”的民间故事，但情节与佩罗版如出一辙，在此也就无须赘述。而有些版本的人物、情节甚至表现形式则与佩罗版和格林版多有不同，值得再略做一些介绍。

　　署名为“ZL”翻译《红帽儿》（载 《学海杂志纪念册》，1913年），女主角仍然是“冠桃绯小帽”的“某姓女儿”，男主角则摇身一变由狼转成了狐。故事讲述红帽儿在去外婆家的路上，相继施恩于蜜蜂、小鸟和老妪，并向林中猎人转达老妪的问候致意。最后红帽儿发现了假扮成外婆的狐狸，“转身狂奔，惫于林下。狐方下床，适蜂刺鼻，蛰痛狂鸣。小鸟闻之，顿时乱噪。猎者奔至，射矢毙之”，在他们的帮助下终于脱离险境。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建忠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的第一章《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中分析过“小红帽”故事的递嬗迁变，尤为强调“比较研究业已透露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记录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即使这些故事是流传在偏远的乡村，彼此距离遥远，而且远离书籍流通的地区”。从这个狐狸版的同型故事中，也可略窥一斑，虽然角色有了调整，但主要情节和原先的“小红帽”故事并无二致。

　　孙毓修在主编 《童话》丛书时，对“小红帽”故事已有所关注。他后来在 《神怪小说》（收入《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1916年）中又介绍法国女作家杜尔诺哀爵夫人擅长撰著神怪小说，“笔洒珠玑，舌灿莲花”，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有 “饿狼化人”（Little Red Riding Hood），从所附英文译名来看，也是《小红帽》的又一个传本。在《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收入《欧美小说丛谈》）中，他再次提及这篇作品，改称为《小红帽儿》，并撮译了主要内容，内容与佩罗版大致相同而略有增饰。其中提到人狼路遇小红帽儿，问清其祖母居所后便先行告辞。小红帽儿来到祖母家中，“祖母喜甚，欲留之宿。小红帽儿以未与母言，今不归，将重其倚闾之望，乃坚辞而去，约以他日更至”。待数日后人狼才冒充小红帽儿吞吃掉祖母，随后又吞噬了再次前来的小红帽，在情节敷衍方面更添了一重波折。

　　泰伦在译完格林版《小红帽》后，又翻译过一篇《红帽女郎与狼》（载1930年 《学生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期）。讲述老狼原本是“林间的文雅的骑士”，邂逅美丽可爱的小红帽后便立刻坠入情网，“带着青春的憧憬去追逐她”。为此他赶到小红帽祖母家，“那祖母是个聪明的女人。在简短的议价之后，她就把小红帽卖给了狼”。小红帽来到祖母家后，和老狼展开了相互问答。在佩罗版和格林版中暗伏杀机的对话，此刻却变成了“爱人们应有的戏谑”。为了博得小红帽的欢心，老狼心甘情愿地“剪去了他的指甲，修正了他的牙齿，剃光了他的全身”，终于如愿以偿，“带同着小红帽到了公事房”，“在注册官面前结了婚”。然而小红帽婚后并不安宁，为了取悦妻子，老狼“把自己的洞穴、房金和财产通统给她”，直至最终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只得奋勉地勤苦地用工作来获得一些，那也只刚够替他的妻子和未来的孩子们付给保险公司的费用”。他只能在 “痛苦和失望的火焰中”幻想着如何“捉住小红帽而把她大口地吞吃了”，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小红帽就那样地把狼吃掉了”。译者在附识中提到，“以‘小红帽’做题材来写故事的作者很多，但内容都大同小异，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民间故事。然而这一篇却比众不同，它织入了有趣的恋爱，而且结果是小红帽把狼吃了，是一篇特出的耐人寻味的作品”。尽管主要人物和叙事要素都承袭自传统的 “小红帽”故事，但却令人瞠目结舌地演变出了“狼心如水，妾意似铁”的另类结局，完全颠覆

　　了原先的主题。

　　梦梅翻译的儿童剧 《茹克勤》（载1934年《河南教育月刊》第四卷第三期），依据的是德国作家Frisabeth Graefin Graeben创作的剧本，在标题下还特意注明“又名《小红帽》”。剧本的主要情节都来自格林版，而为了适应舞台表演，在对话方面增添了许多内容，又改动了部分情节，如在狼肚子里填入石块的由原来的小红帽变成了猎人。最后则由小姑娘“茹克勤”（小红帽）现身说法，“（微向前走几步，向观众）小孩们，要听话：母亲的嘱咐，千万不要忘了。我因为不听话，几乎被狼害了。母亲的话，母亲的训教，好像是安全坦平的路道，大家要记牢！”充分体现了儿童剧寓教于乐的特点。

　　“小红帽”题材的剧本在当时应该还有不少，《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周刊》曾经刊登过“上海尚公小学校恳亲会之表演”的数帧照片（载1924年第四十二期），其中一张就是《红帽儿》，只是所依据的剧本已经无法考知。1929年12月1日的《申报》上还曾报导，上海启明女校为纪念校庆而举行系列活动，其中就包括搬演法文剧 《红帽儿》，而内容已略有变更。记者扼要介绍了主要情节，说小红帽“路上忘了母亲的吩咐，和小朋友们闲宕着游玩”，等来到祖母家时，“不见祖母，却遇见一只狼，其实是一位仙女，要借此机会教训孩子们应当怎样服从母亲的教导”。最后自然是皆大欢喜，“仙女设法解救了他们，大家都仍旧快乐回家”。《申报》上还曾多次刊登广告，宣传过“俄国名伶串演舞台剧 《红帽儿 》”（1926年12月25日 至27日），“英吉利爱美戏剧班表演世界著名舞台佳剧《罗宾汉》与《小红帽》”（1930年1月6日至7日）。这些舞台剧在表演时虽然并不使用汉语，观众也并不限于儿童，但对于推介“小红帽”故事而言仍然大有助益。

　　文白异趋与翻译归化

　　近现代以来文言与白话从针锋相对到并立交融的嬗变过程，也可以借助外国文学翻译这个独特的视角来予以考察。就“小红帽”故事的译介而言，就存在文白异趋、此消彼长的现象。为了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使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来翻译当然最为适宜。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就着重标榜“纯用白话文，最便阅看”（商务印书馆宣传语），而实际效果也非常明显。顾均正在《格林故事集序》（载陈骏译《跛老人》卷首）中就指出，“在中国，首先介绍格林故事的是孙毓修先生”，并推崇收录了《红帽儿》的《童话》第一集 “为中国第一部语体文儿童读物”。赵景深在《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第九章《几种重要的童话》中提到：“中国的小孩，看过孙毓修童话的，对于《大拇指》和《红帽儿》一定非常熟悉。”张若谷在《关于我自己 （一）》（载1928年2月26日《申报》）中回忆幼年的阅读经历：“在那一切读物中，最使我感到深刻的印象的，是孙毓修修编的童话集，像 《大拇指》《三问答》《无猫 国》《玻璃鞋》《红帽儿》《小人国》等，这许多美丽故事的一切人物，都是我日思夜梦中的良友好伴。”足见孙氏的白话翻译极为成功，得到了同行、学者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孙毓修还尝试用文言翻译过“小红帽”故事。试看他在《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收入《欧美小说丛谈》）中的一段译述：“数日后，祖母闻有叩扉而至者，意为小红帽儿也，急出视之，则人狼也。老人筋骨既衰，难与撑拒，竟为所噬。人狼之意，尤属意于小红帽儿，以其脸若朝霞，肤如羊脂，肉味必甚美也，乃衣其祖母之遗衣，掩扉伪寐，以俟其至。”就是颇为雅致的文言，和《童话》丛书中《红帽儿》的遣词造语迥然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与其撰述旨趣相关。《欧美小说丛谈》卷首有一则题记，谈到“欧美小说，浩如烟海，即就古今名作，昭然在人耳目者，卒业一过，已非易易。用述此编，钩玄提要，加以评断”，实际上全书还涉及诗歌、戏剧等其他文类。要在有限的篇幅内介绍上起古希腊下迄19世纪欧美文学的发展概况，使用传统的文言也许更为得心应手，何况此书的读者绝不会是儿童，丝毫不必担心会造成阅读上的障碍。

　　ZL翻译的《红帽儿》也同样使用文言，如开篇介绍女主角时就说，“红帽儿者，某姓女儿也，天姿秀丽，本性温柔，益以所居村庄，青溪缭绕，佳木葱茏，且冠桃绯小帽，倍觉逾乎寻常，遂以红帽儿闻于乡里”；中间描写小红帽在路上流连忘返，“徘徊曲径之间，闻乎禽鸟之鸣声，不觉韶光之逐逐。采祖母喜食之洋梅，纳诸筐中。摘灿烂五色之花，结为花球”。这篇译文原载于学海社主办的刊物上，编辑出版这份社刊主要是为了方便社友之间交流信息和切磋技艺。而在这份同仁刊物上登载的各类作品，包括论说、传记、序跋、书启、小说、科学、文苑、杂著等等，都是使用文言来撰述的，即便是翻译域外小说，想来也不能例外。好在读起来仍觉平易清浅，并不影响理解。

　　白话译本的数量毋庸置疑要远远超过文言译本，可是由于故事本身并不复杂，译者们大概也都考虑到读者多为儿童，所以译笔大多浅显直白，相互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偶有一些译文融入方言俗语，倒是显得较为别致，比如张亦朋所译 《格林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49年）中的《小红帽》，在第一个故事中，母亲叮嘱小红帽“见了祖母要先请安，不要看野眼”，接着说小红帽“在路上碰到一只狼，这是多少危险啊”；到了第二个故事里，小红帽向祖母描述路上遇到的狼，“它两只贼眼，实在怕人”，最后祖母看透了狼的险诈，“她也顿时心生一计，来对付这个坏胚子”。据此书《小引》，张氏翻译时正在上海，而启明书局也设立在上海，所以译文就地取材夹杂了若干沪语，显得格外生动明快。

　　然而这种尝试未必都能被所有人接受，祖籍杭州的戴望舒在译文中也曾融入过一些吴地方言。在开明书店的初版中，说小红帽“在经过一座树林时，她遇见了老刁狼”；接着说外婆原本躺在床上，“因为有点不适意”；又说狼吞吃完外婆后，“老等那小红帽到来”。此后胡端曾评价戴译本“虽稍有遗漏，然就大体而论可以说很信实而且通顺”，并在自己的译文中沿用了“老刁狼”、“不适意”等词汇，借鉴参考了戴氏的译文。可是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新版的戴译本中，上述片段却被逐一改作“在经过一座树林时，她遇见了狡猾的老狼”，“因为有点不舒服”和“专等小红帽到来”，意思虽然并无出入，却丧失了那份声口毕肖的鲜活灵动。在现代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际，胡适曾设想再进一步倡导“方言的文学”，他在《答黄觉僧君 〈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收入《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中认为“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恐怕未必如其所料，戴译本遭到改窜恰可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