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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敬钊:从乡野学者到“蜘蛛教授”

武汉大学 张睿瑾 高泽林
2018-10-22 08:51:03

  2012年,赵敬钊教授个人档案捐赠仪式现场。湖北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扫一扫,看视频。湖北高校青年传媒协会制作

  开栏的话

  每所大学里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年逾古稀,在学术上有着颇高的造诣;他们经历过战事不断的流亡岁月,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和发展;他们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学识,更因为品格……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校宝”。

  今天开始,本版开设“大学校园里的‘校宝’故事”专栏,用全媒体的呈现方式,记录他们的奋斗故事,从而让更多青年学子从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收获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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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钊缨毛蛛”“赵氏球腹蛛”……这些蜘蛛的名字里藏着“赵敬钊”三个字。年过八旬的赵敬钊是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他最先发现蜘蛛对棉铃虫的防治作用,成功填补了我国利用蜘蛛开展生物防治领域的空白,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

  为了追寻蜘蛛,赵敬钊奔赴热带雨林,下过原始洞穴,遭遇过山洪,还曾一度被30厘米长的蜈蚣咬伤,在医院足足昏迷了两天……六十载学术生涯过去,曾经奔波于乡野棉田的年轻学者,如今已是著作等身,被誉为“湖北大学蜘蛛研究第一人”。在赵敬钊的推动下,湖北大学产生了三代专门研究蜘蛛的专家。

  “要永远怀有批判精神,为学科的发展奋斗,力量是无穷的。”回首岁月,赵敬钊依然对科学矢志不渝。

  撞进蜘蛛研究的科学殿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汉地区的棉花田虫害泛滥,当地农民仅靠农药治虫效果不佳,又找不到合适的防治方法。

  1975年,在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讲授昆虫学课程的赵敬钊,决心采取“以虫治虫”的方法,从调查棉铃虫的天敌赤眼蜂入手,开展防治棉铃虫的科学实验。实验需要的大量标本,必须在农田中才能得到。为此,他在汉阳申请了800亩实验田,放入赤眼蜂控制棉铃虫,开展生物防治试验。

  实验田同时也是农民的棉田,分为三块。一部分为了保收,仍旧采用打农药的方式;一部分因为赤眼蜂治虫效果不好,便在中途开始打药;只有一小部分田地在赵敬钊的坚持下全程放蜂。为此,赵敬钊承诺,他负责的棉田如若出现减产欠收的情况,他来承担农民的全部损失。最终,三块实验田里,未采用全程放蜂的棉田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虫害,只有赵敬钊负责的农田完好无损。

  这一现象引起了赵敬钊的好奇,“按理来说,赤眼蜂最多只能对抗田地里80%的棉铃虫,那么剩下20%的害虫,究竟是怎么被控制住的呢?”

  他仔细调查田地周围的环境,结果出人意料——这块实验田靠近湖区,地里的蜘蛛数量远高于另外两块地。“蜘蛛吃虫,那么蜘蛛肯定也会吃棉铃虫这类农田害虫啊!”这个意外发现让赵敬钊欣喜不已。

  但彼时,他研究赤眼蜂等其他棉虫天敌多年,在生物治虫领域的科研早已步入正轨。而且,国内研究蜘蛛的专家都偏向于蜘蛛的分类学研究,包括蜘蛛的名称、类别、物种进化等领域。

  要放弃自己以往的研究,转向蜘蛛领域,对赵敬钊来说并非易事。

  “如果我研究分类学,便有许多资料可以借鉴。”但赵敬钊觉得,做一件事就得做出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成就。

  他一直坚信,“做科学研究就要为国家的事业奋斗,通过研究蜘蛛可以发掘科学防治农田虫害的新方法,改进赤眼蜂防治虫害的固有缺陷,使田地增产丰收。”朴素的科研情怀,促使赵敬钊下定决心:从零开始,专攻蜘蛛研究。

  做科研要一不怕危险,二不怕吃苦

  1980年,为了研究蜘蛛的更多新奇物种,赵敬钊奔赴云南山区。当地气候湿热,雨水充沛,出现未被记录的蜘蛛物种可能性大。“蛇以蜘蛛为食,蛇多的地方,蜘蛛也多。”为了不惊走蜘蛛,他们常常要学会与蛇类和平相处,被蛇咬伤在所难免。

  当地的旱蚂蝗硕大无比,潜藏在森林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人坐下休息,它就能凭着异常灵敏的嗅觉从四面八方围过来,钻进绑腿的缝隙中。晚上解开绑腿,蚂蝗尸体一片。恶劣的环境面前,年轻的助手犹豫了。

  “怕蚂蝗的话,还能搞成什么研究?”赵敬钊带头扎进了那片蚂蝗遍地的丛林。多年以后回忆,他拉起裤脚,指着身上的伤口,如数家珍。

  一次追寻蜘蛛的路上,正赶上山洪暴发。为了抢在雨水冲掉痕迹之前找到蜘蛛,赵敬钊一行人争分夺秒,结果他不慎脚下一滑,栽倒在湍流中。情急之下,助手拼命拽住他的手臂不撒手,才拖了上来。

  “如果当时晚几秒钟,我就被大水冲到澜沧江里去了,为了捉一只蜘蛛。每次想起都还是心惊胆战……”赵敬钊时常告诫学生,做科研要一不怕危险,二不怕吃苦。

  一年里,他有七八个月都“泡”在农村。与农民一起打着赤膊穿梭于棉花地里,皮肤晒得黝黑。一次农忙过后,赵敬钊脚下不慎,摔进充满肮脏腥臭淤泥的河沟,从头到脚沾满淤泥与枯枝烂叶,一度被人误以为是农场里逃出来的劳改犯。

  心里极度难受的他,回到住处后喝下一两烈酒,一边流泪一边问自己,“你到底为了什么?不顾妻儿父母,千里迢迢在这里吃苦受罪?”尽管赵敬钊认识到科研是枯燥无味的,他相信只要坚定信念,干一行爱一行,就能有所收获。

  那段日子,为了补贴家用,赵敬钊省吃俭用,饿着肚子下田劳作。每天忍饥挨饿在田地中奔波,观察每一株棉花的长势产量。

  为一方土地,护一片庄稼,这份质朴的情怀,支撑他在困难重重的科研道路上走下去。

  世界蜘蛛研究领域的中国声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赵敬钊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棉虫天敌,结合生产实际关注蜘蛛的生态作用,结集出版了《棉田蜘蛛的研究和利用》《棉虫天敌名录》等著作,还申请创办了《蛛形学报》,向国内外介绍蛛形学学术研究动态。

  1982年,赵敬钊受邀前往日本出席一场蜘蛛学术会议,他注意到:“主办方‘东亚蜘蛛学会’中的‘东亚’二字源于战争年代的‘东亚共荣圈’,带有强烈的政治侵略性质,我认为用于学术组织有失偏颇。”

  赵敬钊当即建议主办方将“东亚”改为“日本”,正视历史。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1983年,“东亚蜘蛛学会”采纳赵敬钊的建议,正式更名为“日本蜘蛛学会”。“当你的学术研究取得一定成果时,你的声音和意见就会得到尊重。”他说。

  蜘蛛作为一种肉食性动物需采用活体饲料喂养,但活体饲料的成本高昂、运输困难,人工饲料配方研究曾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为攻克这一难题,赵敬钊列出100多种饲料配方,日夜“泡”在实验室中逐个验证。配方合格的标准十分严苛,不仅要求可以喂养蜘蛛,并且要求能使其发育繁衍到下一代。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他最终发现有两种配方可以成功将蜘蛛繁育到第八代,自此人工繁育蜘蛛的成本与难度大幅降低,蜘蛛成批量投入生产成为可能。

  对于这一学术突破,世界蜘蛛学会评价:“蜘蛛的人工饲料,经过多年研究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师范学院赵敬钊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他为世界范围的蜘蛛研究带来了中国声音。

  为了出一本让大众也能读懂的科普书籍,赵敬钊退休后,从原生动物到哺乳动物,悉心挑选100种,详细描述它们的捕食方式、求偶行为与育子行为,并配上手绘图。为解释一个专业词语“草履虫分裂生殖”,他扩写了1500字。

  赵敬钊还有一个收藏笔筒的爱好,家中收藏各类笔筒达1300多个。他根据材质、样式、收集时间与地点将其分类,在每一件笔筒底部贴上标签编号,并且记录下标号、购买地点、时间、笔筒特征等。他说:“记住这些,就为了让我的脑子不退化,或者退化得慢一点。”

  2012年,赵敬钊将学术生涯中完成的23部著作、手稿以及一百多本国家级、政府级荣誉证书无偿捐献给湖北大学档案馆,其中包括5部手抄版的关于动物行为的科普作品。

  “我这一生教过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只要学生有需求,我作为教师就一定满足。”赵敬钊说。

  武汉大学 张睿瑾 高泽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李林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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