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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女雪冤的清代重臣

□ 张田田
2020-04-17 10:31:00  来源:人民法院报

  清代笔记《冷庐杂识》卷二《典狱》中记载了道光朝一则冤案平反的梗概:陕西省神木县十三岁幼女李春孩惨死,初审官员神木县县令王致云轻信人犯供词,险些放纵真凶,被省级长官巡抚、臬司发现疑点,委派知府重新审理,错案得以纠正。时任陕西巡抚的李星沅(1797-1851)在文集中记载了该案纠错的详情。(《李星沅集》,王继平校点,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1-112页。)

  初审官员采信的案情为:李春孩发现自家树上的果子被偷,大声叫嚷,又喊又骂。因偷果的是李苏氏的幼子,李苏氏、李述秀前去劝说时恼羞成怒,便用木棒和树枝殴打李春孩,致其死亡。虽然有意伪装成李春孩自缢而亡,但被发觉。王县令向上级如此通详案情,却被李星沅等要求他再行研讯。王致云最终仍轻信了杀人者的饰词,依“斗杀”律,认定李苏氏应拟绞刑,李述秀为从犯,科杖徒。

  案件由府审转解至省,臬司傅绳勋与巡抚李星沅面商,发现了不少疑点。首先,死者李春孩年幼,不应与人结怨,伤情却“叠殴致毙,伤在阴户”,惨烈至极,似有深仇大恨一般。若如李苏氏所言是小偷小摸引起的纠纷,他不应下此重手。其次,共犯李苏氏与李述秀,虽系同姓同族,但“无服”即亲属关系疏远,孤男寡女,在果园中,联手行凶,“同殴装缢”,明显蹊跷。是以巡抚李星沅委派西安府知府李希曾再次审讯,揭发隐情,查明凶器,即“究出李述秀向与李苏氏有奸”,凶器“仅一镰柄递换殴打”,终于查明了李述秀主使谋杀幼女的真相。

  此案实情是,李述秀与李苏氏有旧,当日通奸时不意被幼女李春孩撞见。李述秀知道李春孩家的情况,这女孩的父亲李述友出外卖果,女孩一人留守家中。李述秀决意杀人灭口,携带镰柄,带着李苏氏,追到李春孩家将其残杀。李述秀又打算伪造李春孩在她父亲果园内上吊自杀的假象,不料移尸时被王述法望见询问。李述秀见势不妙,一面谎称李春孩是因骂贼挨打而自寻短见,一面唆使李苏氏替他隐瞒顶罪,让李苏氏认下主犯,“到官照所捏情词,供认殴戳阴户重伤”。李苏氏因“通奸情密”,且听李述秀讲她不会抵命,仅“监禁数年即可减罪收赎”,于是供认上述因临时被骂而动手殴毙李春孩的“斗杀”情节。据此,此案改判,主谋李述秀照“谋杀”律拟斩刑,同谋李苏氏依“从而加功”条款拟绞。李星沅亲讯无异,“将李述秀等一案另疏题报”,由中央法司覆审。

  李星沅上奏,对原审错判进行追责,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二十一日上“特参神木县知县王致云折子”,说明纠错的经过,指出审判责任:此案“衅由奸私,死系幼女,情殊惨毒”,承审官却草率糊涂,审办错谬,“几至误谋杀为斗杀,误正犯为从犯,童稚含冤,淫凶漏网”。具体而言,王致云“并不虚衷推鞫,认真定拟,辄任犯供支饰,又不辨别凶器,含混招解”,因此,巡抚请旨,将其即行革职,“以为玩视重案者戒”。奏上,皇帝朱批肯定了李星沅等“审讯精详,甚属可嘉”,认可将王致云革职,赞许平反冤案的李星沅、傅绳勋与李希曾“著交部议叙”。吏部奏请将三人各加一级,上谕“改为加二级”。(《李星沅集》,第127-128页)

  李星沅于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奏谢平反议叙折子”,其中重申了此类案件的审理难度,办理命案,既需要查明事实的技术,又讲究公正判决之心术。

  查明事实,考验着地方官的能力。初审王县令,草率结案,且不肯纠正,即巡抚“已先据县详批令再行研讯,(县令)仍至草率成招。必俟解省后,委员审明改拟”。为此,李星沅自我检讨,“节经钦奉谕旨,训饬严切,诚以止辟之义即为好生之仁。臣……抵陕以来,凡遇各属谳牍,兢兢以‘情真罪当’四字随时告诫,就案指驳,而积习因循,挽回不易”。应该说,李星沅本人,对听讼办案对于地方治理的重要性是深有体会的。他在“上云麓外舅书”中谈了自己的认识:“良民用薄刑,莠民用重典,则民志不顽而惩创足戒。近今以来,循吏能吏之大凡不越乎此。”(《李星沅集》,第1015-1016页。)

  公正判决,也有赖于刑官的操守。李星沅既然主张慎重用刑,罚当其罪,除暴安良,便理性地反对当时“救生不救死”的司法恶习:“伏念准情定律,国有常刑;断狱持平,法无幸免。世俗不察,乃由救生不救死之说而回惑深,又有失出无失入之说而趋避熟”。正如学者对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的刑幕“四救先生”(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的评析:是非不分、无辜受累,亦全然不管公平正义为何物的“四救”,同时是“四不救”。(蒋冬梅:《杀人者死的中国传统观念及其实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以王知县初审为例,“由救生不救死之说而回惑深”,即办案者心存成见,迷信果报,“情未得而先喜,罪无疑而惟轻”,只顾着少判一死刑可获福报,而不认真调查取证,“供证无凭,承审不实”,往往便惑于凶犯谎言,从而放纵了真凶,令死者沉冤,实属《阅微草堂笔记》所说的“但见生者之可悯,不见死者之可悲”。“有失出无失入之说而趋避熟”,则着眼于错案追责中官官相护的弊病,“或附详记过,或照例开参,视若故常,共相容隐”。一味宽纵、判决不公的恶果便是,“水懦民玩,犯者必多”。

  李星沅35岁中进士,为官19年,官至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是一个传统型的封疆大吏,长于处理有关钱粮、吏治、漕运之类的事务”(《李星沅集》,点校者前言)。时人熊少牧在《李文恭公诗集序》中,称誉李星沅与陈鹏年、陶澍并列为“吾乡官江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之美者三君子”。作为“不十年超居节镇”的“国家重臣”,李星沅虽进士出身,“于百度庶政,亦非素习”,但为官之后,“凡所设施,协于中正,衡于义理,必上无损于国,下无损于民,然后断然行之,历久而无悔”。(《李星沅集》,王柏心叙,同治五年)对其为官陕西时的司法事迹,在《清史列传》《清史稿》中着墨不多,但从果断平反神木冤案等事例中可见,其对“情真罪当”的追求,亦是其经世济民综合素质的体现。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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