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这是4月6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拍摄的部分已经卸载下来的中国援助抗疫物资。新华社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动力减弱，全球化进程进入了平台期，而全球治理也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行为的国家化，陷入盘整状态，一些领域已经取得的制度化成果面临着被搁置颠覆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球的快速蔓延，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前景的忧虑。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也带来了推进全球公共卫生等长期被忽视的治理领域实现突破的曙光。随着“封城锁国”“拉大社交距离”“居家办公”等生命健康优先的措施被各国政府陆续采纳，医疗援助成为各国交往的首要内容，公共卫生跃升为全球治理的首要议题，生命健康优先成为凝聚全球共识、引领全球行动的新目标，全球治理的动力转化初露端倪。

　　经济全球化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流动则是全球化的主旋律，在包括资本、物质、人员、知识观念在内的诸多要素的流动中，资本最为活跃、主动，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因此围绕资本流动展开的经济、金融、法律等领域治理长期占据着全球治理的主要议题，不仅形成了由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组成的，比其他领域治理更为完备的治理机制，而且解决经济问题的成本—收益思维深深影响着其他领域的治理活动，这种思维的体系化形式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中的经济优先实质上是资本优先，也反映了各国国内经济优先于社会的政策取向。而在国家间竞争激化的情况下，本国经济优先就会蜕变为贸易保护主义，把有利于资本向本国自由流动作为决策的首选标准，造成各类要素全球流动的单向性。

　　事实证明，在应对包括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大量非经济领域的全球风险时，成本—收益方法无法评估出这些风险的潜在后果，甚至可能误导政府的决策，而单纯强调成本分担、收益分配的经济原则，不仅不能促成合作治理的实现，反而会产生更多的争论，拖延问题的解决，恶化风险的影响。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应对时担心影响经济运行，延缓行动，导致疫情快速蔓延，国际合作中个别大国不断指责他国、塑造敌人、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都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经济优先、资本优先、本国利益优先思维的弊端。

　　尽管人的发展、卫生健康、共同安全等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经常出现，并得到有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许多国家的呼应，但是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带有巨大不确定的新冠肺炎，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人的健康安全是第一宝贵的，拯救生命的任务是如此紧迫。

　　时代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这种方式把生命健康强行放在了当前各国政策以及全球治理议程的首位，全球社会经济活动转入生命健康优先的状态，各国政府都必须在确保最大多数人的健康安全与维持经济社会原来的运行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并在推动全球疫情防控与生命救治方面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各国的医疗能力都无法应对疫情在本国大面积暴发造成的巨大冲击，而单单依靠本国的科技研发、物资供应、边界管控等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疫情的蔓延。因此，把国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主动放缓社会经济活动节奏，干预和调整社会和个人交往方式，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合作，更加遵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建议，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优先选择，也推动着有效应对这场危机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秩序的形成。

　　各国当下采取的防控疫情举措要持续多长时间，从根本上取决于疫苗的研发、有效的标准化治疗方案的形成，尤其是全球社会抗击疫情能力的整体提升。在这段全球社会经济活动放缓、停摆的时间里，希望人类真正能开始一次整体反思，而不是陷入相互指责、“甩锅”的低端政治中，重新思考发展的目的，生命的价值，家庭、社区以及全球共同体的意义。在病毒面前，每个国家、每个人群、每个个体都是脆弱的，必须团结起来，相互支撑，共存已经成为各国发展、个人发展的前提。只有确保全球人群的共同安全，才能真正充分启动本国社会经济的充分运行，并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调整回常态。

　　就当下而言，各国的“封城锁国”政策是为了减少人员流动，遏制疫情蔓延，但不应该就此成为放弃已经形成的全球化态势和全球合作形态的借口。应该发挥好现有全球产业链的作用，尤其要确保医疗物资全球供给的通畅，为防控疫情提供基本支持。同时，国际组织推动防控经验、技术和知识的全球分享，倡导各国政府更加主动地保护脆弱群体，尤其是侨民移民，减少歧视，避免恐慌。国际社会要积极支持能力薄弱国家的建设，补齐全球卫生治理的短板，提高每个群体抵抗疾病的能力。

　　从长期来看，这种生命健康优先的取向，要与经济发展实现均衡、互补、互强的关系，形成全球治理新常态。要推动各国和国际组织将维护生命健康确立为追求的首要价值，推动各国将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多收益投入到改善和维护生命健康的相关领域之中，提高各国卫生治理的自主性。要倡导预防为主的观念，提高全球公共卫生意识。做好应对突发极端风险的各项准备，建立保障生命健康的全球物资储备制度、技术分享制度。推动各国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纳入国内治理议程，贯彻到日常治理活动之中。推动国际合作，共建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重视贫困国家、脆弱人群的健康能力建设，补齐全球公共卫生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