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看，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为主转向内需拉动为主，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能。一般而言，较小的经济体即使在进入发达国家水平之后，经济仍会长期保持着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如新加坡、荷兰、芬兰等国家，近年来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319%、154%和56.1%。较小的经济体之所以始终存在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是因为其国内市场规模制约了内需拓展的可能性，无论是企业的生产性需求，还是居民的消费性支出，都受到规模限制，因此很难通过国内需求提供足够的增长动力。但大的经济体，如美国、日本等国，外贸依存度长期都在20%左右。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具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生产门类和绝对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内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和居民消费升级都具有极为广阔的拓展空间。如果始终以外需拉动为主要动力，一方面会抑制本国产业链现代化和价值链高端化发展，另一方面，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使国内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一旦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或趋向保守主义，就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性。转向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意愿。

　　需要明确的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重大战略调整，并非短期权宜之计，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服务作为制造业的投入或者延伸，是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一过程需要更多的知识投入和组织模式创新。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与之相关的平台构建和数据治理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制度与技术的长期耦合过程。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协同、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服务业的规模效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因此短期内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可能像外需拉动和工业化加速增长时期那样迅猛。其次，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也是一个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变化的过程，当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财政驱动增长模式，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条件的同时，也导致公共服务投入相对不足，间接增加了民间储蓄的压力，削弱了居民消费意愿。要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国内的生产性需求和消费需求，既需要企业形成良好的利润预期进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也需要居民改变消费预期进而提高消费意愿，而企业和居民的预期调整不可能在短期完成。再次，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通过区域间分工深化和贸易发展，可以产生更为持续、更为稳定的国内循环。当前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市场化程度还是产业发展水平，都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无论是接受产业转移与东部地区形成产业内垂直分工，还是利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与东部地区形成产业内水平分工，技术能力的培育和产业集群的形成都需要时间，因此也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渐进过程。

　　三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关键。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在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形成更加稳定、更加畅通、更大规模、更优结构的国内需求体系，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质量提高，形成高水平的产业链和稳定的供应链。在全面提升我国商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要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一方面可以满足资源缺口，促使国内企业对标世界先进技术、标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要。通过这两方面的作用，不仅可以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充分挖掘和释放中国的内需潜力，也有助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世界经济。为此，不仅需要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如物流成本、地区壁垒等，也要打通国际循环的障碍，如优化营商环境、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等。

　　必须认识到，能否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是影响到能否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否相互促进的关键所在。在当前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大环境下，市场的对等开放日益成为基本准则，通畅且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博弈的重要筹码。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必然是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诸环节畅通的循环体系，是抗风险、抗冲击能力强大的循环体系，这是高水平开放的安全阀。并且，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稳定的内部需求体系的经济体，也必然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作者：杨虎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