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耳顺之年的松江线路车间副主任蒋钱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工作习惯——现场测量亲自上手，所有数据必须测量3遍以上。图为4月23日，蒋钱明在沪昆线查看线路高低、平顺度。沈东平 摄

　　有些人，用一门心思地不懈努力，诠释着劳模称号的含义。他们身上的劳模品格，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是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有些人，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成为工友心目中的“劳模”。他们身上的“劳模气质”，是兢兢业业、勇挑重担，是刻苦钻研、甘于奉献。

　　一个劳模就是一面旗帜。那些努力干好本职并赢得劳模称号的人，值得钦佩。那些被工友们叫作“劳模”的人，也值得赞许。时代需要更多的劳模，需要更多地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光荣，劳模可敬。

　　——编者

　　大海捞针

　　曾经有人在急驰的京沪高铁车厢内竖起一枚硬币，硬币在车窗旁屹立9分钟不倒——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轨道调试精度之高。

　　4月20日，通沪铁路赵甸至黄渡段开始联调联试。联调联试前，负责张家港北至安亭西区段轨道精调作业的上海工务段266名作业人员经过83个昼夜，完成正线双向244公里的钢轨调校任务，对区间内170万个螺栓、117组道岔及7个车站的轮下部件进行了勘测调整。

　　1982年进入铁路工作的蒋钱明在这批人中是实打实的元老。作为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工务段松江线路车间副主任，他带领同事们以每天8公里的速度高效推进通沪铁路精调作业，道岔调校的误差值控制在0.11毫米以内，仅仅是一张A4纸的厚度。“只有做到这样，车轮和钢轨才能迸发出所有潜能。”他说。

　　蒋钱明参与过老京沪铁路、沪宁、沪杭、京沪、合宁高铁等多条线路的精调和维护。和钢轨、轨枕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最令人佩服的，是解决过一些连专家都拿捏不准的病害故障。

　　10年前，蒋钱程参与京沪高铁精调作业，所在班组负责的一段线路因地质因素，无法使用勘测仪器获取数据。当时，在场的不少专家也犯了难。

　　思来想去，蒋钱明决定用“笨办法”。他找来了线路铺设时的检测图纸，逐一比对，逐一测量，记录、复核、修改数据，近7公里的线路，弯腰、起身、再侧卧俯身，一套动作重复数万次。勘测完毕得出数据后，蒋钱明半个月都无法弯腰系鞋带。

　　“匹配轮轨关系，外行人看来并不复杂，松一松扣件，调一调螺栓，都是一些基础动作，其实里面学问可大了。”安全科科长许宏路说。

　　参与老京沪线提速工程时，蒋钱明曾为一处数据异常，深夜步行13公里，查遍两万多根轨枕，9小时后，发现了那根病害轨枕。

　　别人眼里的“大海捞针”，蒋钱明却认为这是干好工作的必经过程。

　　对于曾经参与调试的线路，蒋钱明对每一个重要节点的记忆都能精确到天。“国家对于交通建设的投入力度一直很大，从普速单线到复线，从250公里动车到350公里高铁，当时没敢想的，现在都实现了。”

　　“一直在线路上走，时间不知不觉就滑走了。”距离退休还有3年的蒋钱明感慨，这次参与通沪铁路精调作业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新建线路的精调了。

　　和12年前第一次参与线路精调相比，蒋钱明的后背有些驼了，体力也大不如前。但他的工作习惯一直没变，现场测量亲自上手，所有数据必须测量3遍以上。把脸贴在冰冷的轨面上，查看线路情况。

　　由于每天在线路上“暴走”，接近耳顺之年的蒋钱明没有同龄人的“三高”，走起路来还是虎虎生风。

　　2012年，蒋钱明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把自己数十年来的所学所悟传授给年轻人，希望他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匹配好轮轨关系就像看病，抽血、拍片是确定病因，而病因怎么形成的、后续怎么开方子抓药，也必须弄明白。”

　　“上一段的终点，也就是下一段的起点。”正用心培养“苗子”的蒋钱明说。

　　余梦伦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模。在漫长的岁月里，劳模精神一直在他身上熠熠生辉（俞霄凡）

　　一门心思

　　上午9时，84岁的余梦伦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穿过马路，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大红门路一号院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这里，他已经工作了60年。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是我国著名的航天飞行力学、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他几乎参与了我国所有运载火箭的弹道方案设计工作，做的都是“破冰船”的工作。他也是余梦伦班组第五任组长，终身名誉班组长。

　　余梦伦班组成立于1966年，创始人是我国第一代火炮、弹道专家方俊奎。班组先后在高/低弹道设计、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设计、双向高空风补偿、多头分导弹道设计、探月轨道设计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首一个甲子的航天生涯，余梦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干了一辈子航天，我最喜欢的还是在班组一门心思设计弹道。”

　　余梦伦被叫作平民院士，他当过最大的“官”就是组长。他还是“一线院士”，直到今天仍每天上班，还在做计算、搞编程。“每次我们找他讨论某个具体问题，他一定会先亲手算一遍，才会跟你谈。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督促，如果自己没想清楚就去找他讨论，他肯定会给你指出一大堆漏洞。”余梦伦班组现任组长马英说。

　　组员朱冬阁也觉得特别受益于余老师的启发式教学。“他不是那种事无巨细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的，他会给你指引一个方向，然后让你自己去摸索，去推导去理解，做完之后再根据你的体会去跟他探讨。”

　　更让朱冬阁钦佩的，是余老师直到今天还特别关注火箭前沿技术的发展。“国外同行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他有时了解得比我们还多。他反过来会问我们，某个方面的新技术研究你们有没有做，有没有新的见解。”

　　余老师的无私传承令班组的每一个人都受益良多。“弹道设计专业从无到有最难的那一段，很多开拓型的工作都是余老师做的。做完以后，他把相关的成果全都交给后面的人。而且，他不是简单把资料打包给你，而是手把手地教你。”马英由衷地说，班组今天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果，相当一部分都是余老师那一辈人奠定的基础。比如，余梦伦40年前在高空风修正方面获得过突破性的研究，如今以此为基础，班组的年轻人借助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完成了更精细化的研究。

　　作为一个团队，班组不是一两个人特别强就可以了，得每个强，才能整体强。“我们是互相尊重、团结互助的一个班组。”84岁的余梦伦院士说，在工作分配上，彼此谦让是班组的一个传统。他最难忘的是，1960年刚大学毕业分到班组，就被派去执行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导弹1059的发射任务。“当时两个组长自己没去，把我这个新人推到前面去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

　　“尊重”也是朱冬阁21年前初到班组时最深切的感受。那时候大家会围着块小黑板，进行特别激烈的讨论。因为火箭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事先把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尽量考虑到。“即便你是新人，即便你的想法很幼稚、很不成熟，他们仍然会很重视。”她说，那种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那种充满热情和干劲的氛围，至今回想起来都会觉得“热血沸腾”。

　　科研型班组和生产型班组不一样，搭建一个知识共享平台是实现班组目标的重要一环。余梦伦班组有书库，有考核员工用的题库，还有帮助新员工进入工作状态的培训资料库，大家的研究成果在组内都是开放的，因此平台本身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大家分头各自做研究，然后比比谁的更好，最后优选的结果让大家共享，在此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大家都有提高。”余梦伦说。

　　“一门心思”设计弹道的余梦伦在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模。在漫长的岁月里，劳模精神一直在他身上熠熠生辉，也在班组薪火相传。（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蒋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