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陈文增（1954-2016），河北曲阳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艺术总监；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美术学院教授，河北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曾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等奖项。出版专著《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陈文增定瓷作品精选》《陈文增诗词》《定窑放歌》等。

陈文增

　　“定瓷是我的命。”这是陈文增的坚持。从进入定瓷厂那时起，他的人生便同定瓷绑在了一起，尽管事业起伏不断，几经波折，却从未有过改弦易辙的念头。

　　定瓷，产地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其烧制始于唐，兴于北宋，失于元，是我国北方大地上繁衍几代而影响深远的一个窑系，同当时的汝窑、钧窑、官窑、哥窑一起，号称宋代五大名窑。

　　朝代更迭，定窑一业在兵荒马乱中南遁北逃、东避西躲而奄奄一息，最终消亡。八百年后，对定窑的研究、恢复与创造并不简单。除留存的古瓷器外，并无操作手册可循，几乎是“白手起家”。

　　陈文增从一名写字工做起，成日和瓷器打交道，从选料到烧制，一件瓷器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他都亲力亲为；而中国定瓷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他也同步见证。

　　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在定瓷的生产实践中，陈文增更是衍化成为一名定瓷艺术理论家。

　　古代学者喜欢定瓷，大多是欣赏、把玩，抑或是收藏、鉴定，很少研究它的内质，更不用提著书立说。而真正的陶工虽有满腹的烧制经验，却囿于缺少文化知识而无法成书。定窑有过辉煌，却没有付诸笔墨，见载于典籍。个别书中的记载，也仅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

　　陈文增自开始从事定窑事业的那天起，就有意识地对定瓷的历史形成、发展源流、烧制工艺及兴废浮沉等，进行钩沉探微，悉心研磨。以理论为支撑，以实践为依据，他撰写的《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等、主编的《中国定窑》等一系列学术著作，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和学术理论，为当代定瓷生产及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支撑。

定窑刻花“清风峻节”瓶（陈文增作，2009年中国美术馆收藏）

　　探索

　　197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决定把恢复定窑工艺当做一项工作来抓。当时的河北，曲阳县定窑瓷厂和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两家单位承担起恢复定窑的重任。1978年，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在曲阳组建定瓷实验组。因擅长书法，陈文增被推荐进厂成为一名写字工，而后留在定瓷实验组，迈出了他与定瓷结缘的人生第一步。

　　定窑白瓷，亭亭玉立，卓然一格，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一直是历代大收藏家追逐的雅玩及宫廷御用的留存。如今，因其存世数量极少，更加弥足珍贵。由于定窑的衰败和消亡，有关定瓷烧制的资料都已荡然无存，人们对于定瓷的认知，特别是对其核心工艺的了解基本上处于一片空白。八百多年前，那些大师们选用的是什么瓷土、什么瓷釉，定瓷的配方是什么，精美的花纹是怎样画上去的，都无从索解。

　　定瓷实验组的任务，就是要破解这些沉寂千年的密码。

　　这样的探索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陈文增首先遭遇的大问题是关于瓷器的刻花。以往瓷器上的纹饰采取的是双线刻法，“刻一刀，复一刀”，即先刻出一条单线，再沿着这条线补刻一条辅线，使得纹饰的形状趋于丰满。但陈文增在实践中却发现，刻第一条线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刀锋所至，一条潇洒飘逸的线条便跃然而出。可刻第二条辅线时，则必须瞄准第一条线，不能偏离分毫，拘谨的辅线失去了第一条线的神韵。这样烧制出来的瓷器，在形质和神韵上都与古定瓷不能相比。

　　陈文增多年修习书法，他从书法的“飞白”现象中得到了启发，“飞白”笔画中夹杂的白痕与墨迹是一个整体，其中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更因创作时要一挥而就而不可描改。定瓷上双线条、三线条的飘逸灵动也是一个整体，“刻一刀，复一刀”则会阻碍线条的流淌。既然纹饰线条是一个整体，说明刻花时就要一气呵成，“一刀挥就，不能复刀”。

　　问题出在哪里？工具。既然多条线要一气呵成，那么工具就应该是一个整体。

　　陈文增发现，刻花的刀具应该是带有豁口的。他首次用一把自制的双线刻刀，刻出了流畅灵动的纹饰线条。这一发现颠覆了陶瓷史上关于定瓷双线纹样“刻一刀，复一刀”的论点，为当代定窑刻花刀具理论奠定了基础。

　　运用双线刻刀表现的线条洗练明快、神逸飞动，线形一笔而就，避免了复刀、描改。此后，陈文增又发明了组线刻刀，并把单线刻刀、双线刻刀和组线刻刀命名为单线刀、双线刀和组线刀，并申请国家专利。

　　陈文增把这次发明结合日常实践，写成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定窑手刻花纹浅说》，发表于《河北陶瓷》杂志之上。

　　以刀代笔，可把大千世界万物赋予其下，任人物、动物、花卉、山川无所不能。他在定瓷刻花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刀行形外，以线托形”的定窑刻花理论，逐渐形成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气韵生动、效果鲜明的手刻艺术规范，具有开创性和震撼性。

　　探索之初，没有文字资料可以借鉴，没有工艺流程可参考，全靠在实践中摸索，并不断总结经验。陈文增发现，在仿制定窑真器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定窑真器上，多有泪痕，向有“无泪不成定”之说。《南窑笔记》里称，“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所以在制作中，有的便故意弹点上一些瓷釉，做出泪痕状。另外，真器上多有刀痕和刀线，这被认为是美中不足，于是采用各种办法将刀痕和刀线擦平。

　　而陈文增认为，泪痕、刀痕、刀线，是定瓷朴拙美、自然美以及造型峭拔的艺术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定窑特殊的工艺决定的。人为取舍，不但不自然，更是费力不讨好，使器物失去生辣感。“生辣感是人们对定瓷外观鉴赏的一种习惯称谓，体现着定瓷凌厉峥然的风格和明丽蕴含的气质。刀痕也是定瓷产品外观生辣感的特征之一。”

　　坚持“大朴不琢”，是陈文增的观点，他主张向宋人靠拢，向古定窑接轨，再现瓷器工艺全过程的每一步痕迹，不加掩饰。

　　1984年，在香港的陶瓷艺术展上，陈文增一行带去的瓷器被收藏界抢购一空，这些瓷器形象化地展示了定瓷的“大朴不雕，大象无形”之美。

　　沉寂了八百年的定窑瓷器重现人间，以其独有的朴拙、灵动、素绚的自然美征服了业内业外人士。香港《大公报》称赞：新瓷“比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次展会的效果让陈文增始料未及，然而他也明白，目前的这些作品只是“似定”，还不是“定”。首先，用坯土成型时，他们使用的不是传统的拉坯或模具印坯的方法，而是用近代的注浆工艺。虽然形制有了，但气韵不足。另外，坯土和釉的选用，都是尝试性的，没有形成固定的配方。

　　通过深入学习，陈文增逐渐悟出宋代定窑烧制工艺的真谛。刻花工艺是定窑瓷器形制的基本特色，刻花是在拉坯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拉坯塑成泥胎，然而在泥胎上刻花。“拉坯随心，刻花如意”，是定瓷传统烧制工艺的最高境界。

　　拉坯是制作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之一，是技术性很强的一道生产工艺，是陶瓷艺术的基础和灵魂，也是独立的艺术形式。首先要将制备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机上，用轮制成型方法制成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坯件。在拉坯之前，需先将泥房内经过陈腐的泥料取出踩炼，然后再以手工揉泥，将揉好的泥放在辘轳轮盘上。经过把正、提筒放型、收口几个步骤，然后是下轮等自然干燥到一定程度再进行修整。

　　通过千百次的拉坯，陈文增实践出来的拉坯步骤，不仅是定窑传统的拉坯工艺的再现和成熟，也证明了原料中各种成分的配比已经基本掌握。

　　这正是“天机泄尽意何妨，绝艺超然著一邦。‘泥土’芳馨恭四海，神工圣手自流芳。”（陈文增作《拉坯成型七绝二首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