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王承：瑞典同事说我是“Chinese Hero”（中国英雄）

　　要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王承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瑞典籍店长安迪解释自己的请假理由。同事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安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劳模就是Chinese Hero（中国英雄）。”以至于参加表彰大会回来，安迪听说王承带着几位同期的劳模到公司交流，就来要求合影，因为这是一支“Chinese Heroes Team（中国英雄联盟）”。

　　王承是上海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安全风险经理，迄今在宜家工作15年。入职时，这家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间不久，“宜家是一个内循环，以往对外部的依赖度很低。相当于企业最初就是关门关窗的，慢慢地才愿意请你来坐坐。”王承说。

　　在王承看来，工会不是一个只搞搞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就行的地方，而是一个让职工发声，在合理场合提出合理诉求的平台。

　　刚到工会任职不到一年，在职工的支持下，王承就有了一个“出圈”的想法：他决定代表工会、代表职工，向公司行政方提出开展集体协商的建议。

　　当时，店长是一位法国籍店长，他对工会的文体活动比较支持，但对中国工会工作带有偏见。不出所料，管理层婉转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权益谈判，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换位思考，资方的许多顾虑，也并非有意刁难。王承收集了大量数据、事例和政策法规，一次次寻求和管理层沟通，抓住一切可能探讨集体协商的优势与必要性的机会。管理层最终坐到了谈判桌前，和王承以及职工代表们进行平等协商。

　　王承有理有据地详述提高工作效率、职工满意度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职工对改善企业经营的众多建议。很快，资方认识到，谈判过程中职工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不是来搞对抗的”，无论对于企业还是职工，签订集体合同都是一种互利共赢。

　　2012年5月29日，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签订了华东地区首份集体合同，覆盖了上海宜家位于徐汇、浦东北蔡两家商场的750名职工。在这份来之不易的集体合同里，连为每一位女收银员订做小尺码的安全鞋等细节，都写在了里面，成为维护宜家职工合法权益的一道有效屏障。

　　从交流、到交锋、再到交融，如今，全中国的宜家商场都已陆续成立了工会并与职工签订了集体合同。

　　借助这样“一手拉企业，一手拉员工”的做法，王承有了一个更“出圈”的想法：利用工会等平台，让企业和居民、社区更深度地融合起来。

　　宜家家居所在的徐汇区田林街道，成立于1985年，居民区的很多基础设施相对比较陈旧，无法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

　　“能不能把宜家搬到社区里去？”

　　老城区停车难？协调之下，宜家徐汇商场夜间向居民们开放地下停车库，提供“潮汐式”停车服务；

　　企业自建“爱心妈咪小屋”有难度？就把宜家设计师送入市总工会的公益项目训练营里手把手教，贴心地为企业设计分星级的建设“菜单”，让企业可按样板间“点菜”，优先配送安装，如今已有2000余家企业加入“爱心套餐”。

　　在王承看来，“出圈”的前提条件是“双赢”，找到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的平衡点。如今，宜家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各种综合治理工作中。

　　在街道的支持下，王承组织挑选了几位熟悉宜家产品的同事，一个居委一个居委地走访、测量，了解社区工作的需要，匹配适合社区的设计风格、价位。田林街道的一些邻里小汇、党建服务站、居民区活动室，有了全新的公共“客厅”设计，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模式，用开放、互动的方式，打造了一个“家外之家”。

　　“宜家的愿景一直是：为大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我们希望企业愿景能和实实在在的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让外资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起来、共同发展、共建共享。”王承说。

　　“90后”陈庆云：70年只爱一种化学元素

　　在田林十村一栋老房子的顶层，一对老夫妻的房子尤为安静，他们很少出来遛弯，屋子里也鲜有声响。邻居们并不知道，这里住的陈庆云院士是我国有机氟化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

　　陈老今年已经91岁了，却依然每周二、四、五的上午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上班，带博士、硕士，做课题，看文献，帮助学生修改开题报告，全程参加组会。其余大部分时间，他就安静地待在房间研读氟化学方面的文献，从20多岁到如今，陈老已经坚持氟化学研究近70年。

　　1956年，陈庆云前往莫斯科留学，攻读副博士学位。在没有进入实验室前，老师一对一教他俄文。那会儿正好赶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词就是“人造卫星”。

　　“那时我就感到，国家实力和科技创新密切关联，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基础研究。”陈庆云说。

　　上世纪50年代，“两弹一星”工程所需新型化工材料——氟橡胶，可以用于航空、导弹、火箭等尖端技术和仪器、机械等工业领域，美国杜邦1948年就已成功实现商业化生产，但对中国一直进行封锁。

　　回国后，陈庆云所负责的，就是氟橡胶中一个成分的获取方法。那时，这一成分需要电解制作，费劲费力气。在陈庆云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两三年后找到了新办法。直到今天，全世界都还在使用这一新方法进行合成。

　　尽管科研成果已经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但陈老依然时常谈起自己的两大遗憾：一是理论方面的储备不够，如果再上一次大学，一定把物理和数学等基础学科学得再深一点；二是应用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他看来，基础研究的“最先一公里”很重要，有效衔接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同等重要。数十年来，他一直和自己的学生强调，“终究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才可以”。

　　“我到杜邦去参观，夸他们干得好，他们说我们老板有钱，挣来的钱不是满足于今年赚钱、明年赚钱，而是投入下去，十年以后赚大钱。所以杜邦厉害啊，不赚小钱。”陈庆云说，我们现在的基础研究，也得同步考虑怎么转化应用，“科研最终要从瓶瓶罐罐，走到工厂里去，走到对国民经济起作用的地方去。”

　　2017年，一位爱尔兰化学家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详细介绍陈老开发的一种化学试剂“陈试剂”的研究和应用情况，作者认为这一有效的试剂没能得到充分利用，希望通过评述让更多读者注意到。

　　看到文章，陈老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研究被国际同行关注而高兴，反而忧心忡忡，“文章说‘陈试剂’是被遗忘了的试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从基础研究走向工厂应用，中间还有很多阻碍要突破。这些困难，是每一个科研人都需要去攻克的。”

　　在陈老和团队长达70年的持续努力下，到本世纪初，国外的同行给了上海研究“氟”的团队一个特别的称号——“上海氟化学”。只要是这一领域的同行，都知道这支力量强悍的研究团队。

　　“我们做学术研究有三个‘金标准’：The first，你第一个发现的；The most，你做得最多；The best，你做得最好。”陈庆云说，团队中所有人都用这个“金标准”来要求自己。“最终，不看头衔、不求表彰，看的是有没有做原创性引领性的工作，在中国形成一个点一条线，甚至一个面，最终带动一个群体。”

　　陈庆云虽已退休多年，依然坚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阅读最新的学术文献。在他的学生看来，陈老似乎是一个阅读量巨大的“百科全书”，当学生遇到问题，陈老可以一口说出哪个最新文献是和这个问题相关的。

　　“如果我一个星期没看文献，就会心里发慌。那么多新材料，就算不睡觉我也看不完啊！人活着就是要渴望新的知识，不然就没意思了。”陈庆云说。（记者 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