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益飞，上海光明长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一名普通的基层生产队长。33年前，陆益飞24岁，他和几千名启东、如皋老乡来到了崇明，来到了国营农场。33年后，陆益飞57岁，几千名老乡中只剩下他一个人继续耕耘着这片土地。

　　我和土地有感情看不到就想

　　今年五一前，陆益飞到北京接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月30日再回到上海接受市领导的接见。这前后出去的4天，陆益飞没有一天心定过，每天都要和队里打电话问问地里的情况。“我和土地是有感情的，看不到就想它。”陆益飞不会说华丽的辞藻，不会说大道理，只是重复着这个“想”字。

　　陆益飞想土地想得厉害，回沪后，也顾不上去看看在市区的儿子女儿，径直就回到崇明，到家放下行李，推出摩托车就往地里赶，绕着那1000多亩土地转了一圈。北面田埂挖得差不多了，麦子也长得蛮好，这下陆益飞心定了。

　　一年365天，只要不生病，只要没有特殊任务，陆益飞都要到地里去转上几圈。是不是该施肥了，有没有病虫害，什么时候排水，什么时候打药水，都是他这个队长时时关心的第一手资料。领导问情况回答不出，说明田里没跑到家，陆益飞从来不会出这样的纰漏。

　　看到稻麦长势好我就很开心

　　陆益飞从小在启东老家就是种地的，1981年到崇明国有农场上班。那时，他们不仅自己种田，还是知青的“小老师”，当时的叫法是“技术老农”。30多年间，陆益飞见证了农业机械化的一次次进步，见证了麦子亩产从300来斤到600来斤，稻子亩产从600斤到1200斤。去年，陆益飞的队里稻子亩产是1240斤。

　　用什么样的机械、换什么样的稻种、打什么样的农药，这些技术上的事，技术人员说了算。但是，怎么把它们的功效发挥到最好，就是生产队长的事了。2007年，稻飞虱大面积爆发，周围的生产队都减产了，陆益飞队里却是增产的，关键就是多跑多看多观察，药水打得比别人细致。长江公司党总支书记顾巍巍刚来时，就听到机耕队的人提意见，说陆益飞“烦”，如果一点边边角角的土地没有旋耕到，陆益飞就会要他们返工。陆益飞理直气壮：“这是我的职责，要么不要我做这个队长。”这个印象，让顾巍巍记忆深刻。

　　我是队长我不跳下去谁下去

　　陆益飞1991年开始当生产队长，光明食品集团成立，光明米业公司组建，每一次变动对他来说都意味着要挑重担：条件最艰苦的“北大荒”，他去；新组建的“一穷二白”生产队，他去；哪个队里减产严重，他去。他去拓荒、他去“救火”，每到一处面貌一新，产量总是名列前茅。“我总是拿农场的最高奖。”陆益飞有些小得意。

　　员工服他。夏天风雨大，稻田有时会被冲破一人来宽的口子。稻田里的水是有药的，流走就会有损失。这时需要有人先用身体堵住缺口，其他人赶快填泥袋。陆益飞总是第一个跳下去堵缺口。“我是队长，我不跳下去，谁下去？”稻麦堆在打谷场上，夜里需要有人值班。长江公司总经理李建中的印象中，到陆益飞的队里检查，半夜迎上来的总是陆益飞。

　　人的选择不同我就选择土地

　　“现在的状态我心满意足。”陆益飞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全家1997年户口迁进了上海，现在儿子女儿都在上海市区工作，都不错。虽然儿女和他见面次数不多，但一直通电话。

　　“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我理解，我就是选择了土地。”当年和陆益飞一起来崇明的老乡，有些是因为政策等等原因没有留下来，有些是后来选择了回乡、去工厂、做生意。陆益飞选择了土地，他说：“我守着土地，就像守着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