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6年生，已经68岁了。我的老家在甘肃会宁县，我是5兄弟里最小的一个，小学上到五年级，因为生了场大病，就休学了。

　　养好病后，我在家种地，还在大队里当过会计。后来不想再干农活了，1976年决定去新疆打工，我有个叔叔在那儿工作。家里穷，我出门的时候就带了能吃一顿的干粮，别的什么也没带，一个人就出发了。那个时候还没什么人出门打工，我坐了4小时公交车到了兰州，没钱买火车票，我就扒煤车。我在煤车上躺了四天四夜，什么也没吃，渴了就喝点凉水。

　　其实人饿过头了，就不觉得饿了。我这一辈子有过两次四天四夜不吃饭的经历，另一次是1985年我老婆宫外孕大出血，她四天四夜不吃东西，我也没吃，实在是担心，口里发苦，什么也不想吃。后来她身体好转了，我花1元钱给她买了碗羊汤，还花3角钱买了张大饼，她吃了三口，我把剩下的给吃了。

　　到了新疆以后，我吃住在叔叔家，然后就出门找工作。新疆的农场里招正式工，但不要外地人。我一家家问，两个月后才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学校看门，每个月给30元钱。看门主要是晚上的活儿，白天我还给学校做土坯砌墙。那时候砖头很少，我就用土加点水，放在模子里压实，做成10厘米厚的土坯。一个土坯挣1分钱，我从早到晚一天能做500个。这样忙活一年能挣2000多元，一干就是3年多，能攒点钱，但也很累。每年11月、12月天冷的时候我就回家，来年三四月再回去打工。有了钱，我就不扒煤车了，买火车票回家。

　　1980年我又回家种地了，当时我家分到了20多亩地。种地收入少，农闲的时候我也去县城打工。这个时候村里逐渐有不少人外出打工了，但我没再去远地儿，家里需要照顾。我老婆身体不好，孩子要得晚，1983年和1990年，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1993年我还犯过一次大病，去沟里挑完水回来，就觉得手发冷，躺在炕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村里的大夫来看，也看不出我得了什么病，家里也没钱去城里大医院看，我就躺了两天，后来自己就好了，能下地了，但脖子发僵，整个人也没原来那么利索。我就拿根木棍每天边走边敲胳膊、腿、脖子、背，别人都说我疯了，半年后身体全好了，脖子也不僵了。前段时间我背上长了三个脓包，我也用这棍子敲，慢慢应该就能好了。活了大半辈子，我从没上过医院，自己买点药吃吃、在家用棍子敲敲，也就顶过去了，听天由命吧。我也没上过新农合，老伴上了，但要回老家才能报销。

　　1999年，大女儿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就带她来北京找活干，她舅舅在北京顺义打工。她先在一个饭店开票，干了3个月，不愿干了，说在那儿受气，还是想念书。后来，我花钱让她上了个大专，现在在区政府当打字员，虽然不是正式工，但单位给租房，一年能挣4万多元。工作几年，她攒了些钱，自己买了辆车。

　　老二来北京的时候才上2年级，在京郊顺义上学，因为是外地的，每个月要交600元。她特别不爱说话，但脑子好，成绩好，人家学校愿意收她，后来花了些钱读高中，又花了3万元上大学。我们算了算，老二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光学费就花了10万元。现在她也毕业了，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一个月挣2000多元，还好不用租房，跟姐姐住一起。

　　我们在顺义安了个家。我先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每个月600元。干了3年，觉得太累，毕竟50多岁的人了，又去了家印刷公司，搞搞卫生、修剪树木，不太辛苦，每个月挣1000元。后来部门经理觉得我干得好，想给我转成一年一签的合同制工人，可以享受一些福利待遇，比如每年10天的休假，但厂长觉得我年纪太大，当时已经60岁了，不让签。我就离开了。

　　2006年开始，我在北京看停车场，刚开始是每月600元，最近两三年涨到了每月2000元。这个活适合我这年纪的人干，时间长，但不算累。一年到头我都在停车场里看着，每天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只有过年的时候回顺义家里先待上几天。

　　我老伴在顺义卖菜，去年大年三十我回去聚了聚，待到初三回来的。停车场离不了人，她又不认识路自己没法过来，所以我们一年也就见一次面。没办法，大家自个儿把自个儿照顾好就行了。电话每天都打，有时候一天要打两个，也有时我一忙，一天下来忘打电话了，她会打过来问怎么回事啊。两个闺女周末会去她那儿，然后带点菜过来给我。

　　来北京15年了，我就去过天安门，别的什么地方也没玩过。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也没带她们上哪儿玩过。2003年我回过一次老家，后来没再回去过。回去就要花钱，给多了没有，给少了不管用，没钱人家跟你也不亲。

　　我这屋里有不少东西都是在这儿停车的人送给我的，脚上这双鞋大了两码，平时我都拿它当拖鞋穿。尤其是晚上10点过后都躺下了，但晚回的人敲门要停车，我一踩这鞋就出门了，挺方便。我闺女也给我买了双好鞋，天冷的时候穿挺暖和。还有人家有鱼缸和鸟笼不想要了，拿来给了我，我现在养了5条金鱼和一只黄雀。一个人闷，屋子里空荡荡的也没人说话，给鱼换个水，给鸟喂个食，打发打发时间，也解解闷。

　　在我们老家,农民年满60周岁可以拿到每年600元的养老钱,但这点钱能干什么呢?要不是我这么大年纪了，这儿的老板一定会让我一直干下去，但年纪太大，人家也会有顾虑，怕你一个人万一突然在这儿病倒了怎么办。再干两年满70岁，估计我就不干了。

　　采访手记

　　场里场外

　　我们站在停车场门口，从早上8点聊到10点半。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伴着此起彼伏的车声人声，回顾一个老人走过的68年岁月，似乎太快了些，而当我慢慢把纸上零乱的记录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也在一点一点咀嚼这个老人数十年打工路上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

　　采访的时候正是早间出行高峰，无论有车开进还是驶出，他都会走上前看着，指挥停哪儿、怎么停，关照司机小心、提醒路人避让。他不会开车，但干这一行的时间长了，早就搞明白了该怎么打轮才能停到位，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不管干什么，多少也得琢磨点技术，才能把活儿干好了。”这个兢兢业业的看车人说，“老板对我挺好的，咱负责这个，就别给人惹下事儿。”看车这8年来，他管的停车场里没出过什么事故。

　　停车场在一座立交桥下，他就住在门口的一间活动房里。从清晨到深夜，汽车喇叭、行人说话声声入耳，晚上街边热闹的广场舞音乐更是让人听得发晕。可他早就习以为常，每天倒头就睡着了。

　　外面世界的喧嚣与繁华似乎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他孤孤单单兢兢业业地守着这个停车场——这里或许是他打工路上最后一个工作岗位。即便跟数十公里外的老伴一年才能见一次，即便只有金鱼和小鸟日复一日陪在身边解闷，他也愿意继续在这里干下去。

　　两个孩子都已经工作自食其力了，这么大年纪继续打工又为了什么？他不想给孩子添负担，自己能多干一天，就能多攒一天的养老钱。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份工，没有一个单位给他交过保险，无论医疗保险还是养老保险，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名词。他的养老无法寄希望于这些，而只能在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希望能再多打两年工。（李永仓 口述 记者 蒋菡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