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工程把好两道关卡——学术关和政治关”

    翻开江流案头的几本教材送审稿，几乎每页都用红蓝两色笔做了标记，还夹着很多纸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字。这是江流边读边记形成的修改意见，也是他在审议会上的发言提纲。可以想见，老人是怎样精研深思，并在多方查实后形成建议的。

    “审议意见要有理有据，要充实，争取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咨询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汝信经常这样说。

    韦建桦所恪守的，正是这种“言必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的原则。多年来，他始终以撰写学术文章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次审议。工程组织编写的教材，每一部都涉及对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的理解、对经典著作理论要义的诠释，其中还有大量引文与注释。结合自己的长期研究，他在这些方面可谓“穷原竟委、剖析毫厘”。凡是涉及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史实，他总要反复核查，杜绝硬伤；根据原著的背景、语境和内涵，他详细指出阐释和引证中存在的偏差，务求确凿无误；为准确反映引文要旨与出处，他逐条核对，指出应当采用的可靠版本，并注明原文和译文在某卷某页某行；为弄清经典作家手稿和笔记中的问题，他查考各种外文版本，并多次通过邮件请教柏林和莫斯科的专家，努力做到对历史负责、对原著负责、对读者负责。

    很多错漏在他手中被堵住。例如，有的教材送审稿中标注为马恩言论的话语，实际上是马恩与别人论战中引用的对方观点，与马恩原意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而其引文和注释所依据的译本也已过于陈旧。韦建桦为说明原委、勘正讹误，总是写下厚厚一叠审读意见。

    “韦局长的建议令人信服，态度也令人起敬。他常拎着厚厚一摞相关书籍来开审议会，以便我们及时查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成员王贵贤记忆犹新。同样令她感动的，是咨询委员、首席专家两肩挑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

    “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期间，邢老终日辛劳，有一次中耳炎发作，痛苦难耐，仍组织大家开会、讨论、亲自改稿。有好几次，大家一起改稿到深夜，第二天清早，他又打来电话指出新的错误，让我改正。我知道，那意味着他又几乎一夜未眠。”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委员认真审读30多万字的书稿后，写了1万多字的书面意见，提出8条重要建议，并引经据典地一一分析论证；

    有委员把教材初稿复印5份，分送给其他几位相关专家，发动他们提出书面意见；

    有委员除了出席审稿会外，还以书面形式详细列出书稿中的73处文字错误，当了一次“高级校对员”……

    “我们始终记得中央的嘱托：为工程把好两道关卡——学术关和政治关。这就像悬在头顶的两条准绳，时刻不敢疏忽。”顾海良说。

    “”把关“是基本要求，但绝不能满足于”过关‘，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此基础上尽力提升每本教材、每个项目的质量，推出一批经得住时代检验的学术精品。“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77岁的咨询委员孙英感言。

    他和所有委员有着共同的认知：工程的成果不仅应反映当代中国理论界的学术水准，而且必须体现严谨诚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为纠正当前学术界的浮躁风气作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