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倒计时的287天里，参加公司安全工作会议12次，每天接打业务电话20次，到工地现场100多次。

　　杨奎烈，中信重工能源供应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从1978年部队转业，到2012年3月9日因病去世，他数十年如一日，把对群众的爱融入血液中，对工厂的爱渗到骨子里，对党的忠诚铭刻在灵魂上。罹患绝症后，他仍以坚强的意志坚守岗位，为中信重工打造国家重型装备制造工业基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民敢当先

　　“不让我干工作，我比死还难受”

　　“杨奎烈的父亲是和焦裕禄并肩战斗过9年的老‘洛矿’，他是从小听着焦裕禄的故事长大的。”与杨奎烈共事34年的中信重工纪委书记何淳告诉记者，杨奎烈常说走在焦裕禄大道上，深深地感受到工厂是他的生命之根。

　　杨奎烈去世后，人们从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8本工作日志。密密麻麻的工作日程，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即使过年也不例外。

　　“2002年7月，我爱人急病住院，当时企业正处在脱困期，效益不佳。咋治疗？钱咋办？我六神无主，是杨经理听说后帮助转院并争取大病统筹资金5000元，解了燃眉之急。”能源公司职工马琪提及此事仍心存感恩。

　　杨奎烈经常说：“中信重工重要危险源59个，能源公司就占了16个。职工情绪及身体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生产安全，不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就不配当干部。”

　　杨奎烈每年都十分惦记大家的体检结果。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在最上面的，是54个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而压在最下面的，却是他自己的空白体检表。

　　2011年5月27日，杨奎烈突然昏倒在工作岗位上。经诊断是肝癌晚期，已经不具备手术条件，预计生存时间可能只有3个月。医生说，按当时的情况，至少3年前他的肝部就有痛感了。

　　而这三年来，杨奎烈给同事们的印象一直是精神抖擞。这三年里，只有杨奎烈的妻子发现他的腰椎和颈椎痛更严重了。当时她没有想到，这是癌细胞正在侵蚀杨奎烈的身体。

　　尽管是癌症晚期，病危通知书也多次下发，可杨奎烈心里最大的事还是工作。在病房里，他以口述的方式让儿子用电脑打出《关于能源供应的变化及应对措施》的报告。

　　2012年春节前后，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第四十七天到三十八天，杨奎烈先后6次“偷溜”出医院，乘出租车赶到公司制氧安装现场，指导设备安装，看望奋战在一线的职工——他用这种方式跟自己的战友告别。

　　杨奎烈对前去探望他的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说：“人活着不工作，活着还有啥意义？不让我干工作，我比死还难受！”

　　务实敢担当

　　“兄弟们，跟我上！出了问题，我负责”

　　中信重工上下都知道老杨有两个家，一个吃饭睡觉的“小家”，一个生产现场的“大家”。每逢节假日，杨奎烈对妻子马丽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去厂里转转。

　　无论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夜晚，还是酷暑难当的盛夏午后，动能管线边总能出现杨奎烈一丝不苟检查的身影。

　　“解决问题的答案在现场，越是危急险要的现场，越是少不了他坚定的身影。”任沁新说。

　　公司紧急决策新上一台800立方米/小时制氧机，由于临近春节，设备制造厂家无法派出安装队伍。

　　“兄弟们，跟我上！”杨奎烈和班子成员自告奋勇，决定自己安装。他带领80多名突击队员放弃春节休假，日夜奋战，保证了新装制氧机顺利出氧。

　　在“新重机”工程能源供应管道施工中，面对专家们的质疑，他斩钉截铁地说：“出了问题，我负责。”最终，施工按他提出的方案进行，不但节约了资金，降低了难度，还抢出了4个月工期。

　　“前年6月2日，18500吨油压机即将正式投产。一上午，杨经理打了近20次电话要求回公司，公司不同意。医生劝他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颈椎，打个喷嚏都可能腰椎骨折，更别提坐车颠簸了，但最后拗不过他，只能给搞个支架，护住他的腰和颈椎，他又回到了生产现场进行指导。”时任能源公司副经理袁广收指着杨奎烈带病工作的照片，泣不成声。

　　忠诚而无悔

　　“我没有任何个人的遗憾，就是不能再跟大家一起干了”

　　危难之际见忠诚。1998年前后，是企业改革最艰难的时期，公司曾连续19个半月发不出工资，杨奎烈定居国外的兄弟多次劝他到国外发展，但他不为所动。

　　多年来，杨奎烈负责的项目工程和物资采购价值过亿元，但他没从中牟过私利。全家人一直挤在50平方米、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里。

　　有亲戚认为，他这个官当得不值。但杨奎烈却认为，“幸福与否不是以房子的大小来衡量的。只要心中有爱、有正气，为人处事行得正、做得端，自己就是幸福的。”

　　杨奎烈喜欢住老楼的原因还在于，老楼离单位步行只要10分钟，方便随时赶往厂里处置突发情况。

　　公司在进行电力系统智能化改造时，需要购进大量设备，不少客户都急于结识他。一天，一位客户说有几本书让人捎给杨奎烈。打开纸包一看，全是百元面额的钞票。送“书”人转身要走，杨奎烈把他叫住：“你立即把钱拿走，不然我就报警了！”来人无奈，只好拿走了。

　　一个人临终时，最放心不下的、最惦念的应该是家人，但是，杨奎烈始终没有向组织提出要照顾自己在外地打工的儿子。

　　杨奎烈去世前6天，有着30年手足之情的任沁新握住他的手问：“奎烈，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他虚弱地摇摇头：“我没有任何个人的遗憾，就是不能再跟大家一起干了。”

　　去年2月27日，杨奎烈在弥留之际交代家人：“所有亲属不得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后事从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不要给组织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