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仅有约1/3的地区进行过精度较低的测绘。于是，拉着骆驼、牦牛、架子车，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大地控制测量。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的天山，大家夜晚睡在帐篷里，身下嘎巴乱响，爬起来一看，帐篷下已经闪开一道道冰裂缝。粮食吃光了，他们从老鼠洞里挖过蕨麻。被野兽咬伤，他们像关云长那样刮骨疗伤。

　　经过几十年的南征北战，1975年，国测一大队的杨春和、吴泉源、郁期青、邵世坤、薛璋、梁保根、张志林、陆福仁，终将测绘点布设到了海拔7090米的珠峰营地。此前，珠峰的高程数据一直被国外“测量权威”垄断，我国版图也被迫沿用那些并不准确的数据。

　　珠峰北坳，是一垛500米高、坡度达70度的雪墙。测绘队员比登山队员还要艰辛，他们的背包里分装着仪器、脚架，每人负重超出50斤。郁期青发烧41度，被抬下山抢救了20多天才脱离危险。当他醒过来，看见报纸上写着：他的队友已在世界屋脊上发出了中国声音——珠峰精确高度海拔8848.13米！

　　“你能说我们工作不好吗？我可是看遍了中国的锦绣河山啊。”张志林说。

　　这样的豁达，因为他们目睹、经历了生死。

　　1959年，在新疆阿勒泰尖山测区，组长宋泽盛为了拖住向深涧里滑去的队友，身体失去平衡，滚下几十米的山崖牺牲。1963年，在甘南腊子口，队员钟亮其遭遇了土匪袭击，为保护队友他宁死也未透露驻地地点。

　　邵世坤亲眼目睹队友黄杏贤被冻死在新疆姜太勒米堤观测点上，再苦再累没掉过一滴泪的邵世坤嚎啕大哭，带着队友遗愿，他们拿下姜太勒米堤。

　　随着测绘装备的改善、安全措施的加强，1991年至今，测绘队员遇难的数字终于停止了。但他们的牺牲永远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代测绘队员的心头，成为砥砺他们前进的丰碑。

　　前路有车，后路有辙

　　1960年4月，在新疆南湖戈壁，水桶漏了，31岁的吴昭璞把仅有的水囊递到一位年轻队员手中，让队伍撤离找水，自己留下看守仪器资料。3天后，队员们找到吴昭璞时，看到他一米七的身子干缩到不足四尺，静静地躺在戈壁滩头。帐篷里所有牙膏都被吃光了，描图用的墨水被喝干了！但资料却整理得整整齐齐，他的衣服严严实实盖在测绘仪器上。队员们带回了他背包里的3斤红毛线，这是他在县城里买给即将临盆的妻子的礼物。

　　吴昭璞牺牲十几年后，他的儿子吴永安穿着那3斤红毛线织成的毛衣来到了国测一大队，成为其中一员。

　　“前路有车，后路有辙”，在第二代、第三代队员眼中，薪火相传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不曾有怨言，况且我们现在比他们幸运多了。”第三代队员任秀波说。如今他们引进了国际领先水平的仪器，过去一个小组一年只能测200公里，现在能测1000公里；如今他们不用牵着骆驼和牦牛，而有了越野车，在珠峰上都可以与家人视频、通话。

　　但大地测量队的属性和使命没有变。2005年，国测一大队再次承担了测量珠穆朗玛峰高程的任务，这回的主角是4名第三代队员。这次，他们带回了珠峰新高程：8844.43米。

　　苦中作乐，铁骨柔情

　　“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仔细一看是搞测绘的。”说起这句人尽皆知的自嘲，老师傅的皱纹里都漾着笑意。他们将苦难化作幽默。

　　珠峰脚下绒布河边，沈恒辉两次滑落到冰冷刺骨的水中，他还呵呵一乐：“‘沈’字有三点水，刚落了两回水，看来还得再落一回。”

　　扒开他们的铮铮铁骨，却是满浸愧疚的柔软的心。“有女不嫁勘探郎，日日夜夜守空房。”一年10个月以上都在外作业，只有队员家属们能领会这句话的心酸。春天出发，冬日归来，妻子穿裙子的样子没有见过，孩子的成长他们缺席，父母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有人也无法陪伴。

　　任秀波说起一次测量中遇到藏羚羊的情形。看到车辆驶近，羊群慌乱逃散，其中一头母羊即将临盆。测绘队员马上停车，远远地守望着母羊生产、小羊蹒跚站立的全过程。当时他们的心中溢满柔情，感动于自然的美丽与神奇。不知他们当时是否也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想象着自己错过的孩子们的牙牙学语、蹒跚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