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新生代劳动者系列报道之

“漂二代”VS“沉二代”（融城篇）

　　“我爱贵阳，我想留下来！”

　　——破解“漂二代”融城难题需多方“给力”

　　□ 本报记者 剡鹏英

　　“我爱贵阳，我想留下来，留下来！”“在城市奋斗，苦是苦点，但人往高处走，再苦也要走下去！”近日，忙碌到晚上11点才准备下班回家的岑山，驾车从苍茫冷寂的郊区工地，驶入人来车往的热闹夜市，不禁发出如是感慨。

　　无论已趋于稳定抑或还在路上，细数岑山、钟兴、王骢、王丹、刘松平五人的融城轨迹，不难发现，“漂二代”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虽来自农村，但因在城市读书、工作、立业等，逐渐习惯了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适应了城市的快节奏，主观上都想留在城里安家立业。可受限于家底薄弱、收入不高、人脉不广、生活成本高昂、没有城市户口等客观因素，时常陷入“尴尬”境地：在农村人眼里，他们是城市人；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农村人。其中的曲折与不易，不言而喻。

　　那么，如何让渴望跳出龙门的“漂二代”真正与城市相依相“融”，安心知足地工作，幸福快乐地生活呢？就此，记者近日采访了来自人社、教育、社科等部门和机构的几位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

　　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伍小涛研究认为，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深刻时期，一批“漂二代”从有着差序格局的乡村来到都市，寻找学习、工作的机会，这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一方面，他们开拓了视野，现代化思想通过城市文化植入其心中。另一方面，除了他们个人增加了收入，也为农村走出困顿走向发展提供了资金和储备了人才。但是，也须看到，其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社会的一些歧视和不平等，就业的艰辛，生活的孤独与无奈，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和公众来认真面对。政府宣传部门和媒体可通过各种形式，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增加其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使他们能从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公众应给予他们更多理解和关心，如不拖欠他们的工资，组织文娱活动、设立图书馆，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事实上，改变“漂二代”之生存现状和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环境和强硬制度的建设且落实到位。“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社会对他们正确客观的认识，即不存在社会和个人歧视，心中有‘根’。”铜仁市教育局人事科工作人员王赐建议，从经济福利上给予他们同等待遇，让其拥有本地户口和房屋住宿，是对“漂二代”身份上的最大认可。铜仁市人社局仲裁院副庭长王毅则表示，这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关机构，统一制定发展规划，统筹解决其遇到的教育、就业、社保和居住条件等实际困难。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改革教育体制，使其接受平等的教育，并能与城市同龄儿童及青年在素质和能力上持平，彻底解决“漂二代”的“起跑线”不平等问题，并以此增加、拓宽和打通其社会晋升的通道。

　　“‘漂二代’应对自身人生和职业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也该适当地做出反思，不要当盲目‘漂’在城市的浮萍。”贵州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唐正繁如是说。

　　“按照人类学观点，我们今天如何呵护年轻人的热情和创造力，如何尊重年轻人人生的选择，年轻人如何看待自己，人如何看待年轻这个概念，都关系着世界的未来。”贵阳明彻助学中心乐知园城市务工子女教育辅导中心执行长刘亚军对“漂二代”的社会境遇并不乐观。他告诉记者，自古以来，流动人口创造力是最强、最有活力的，因为他迁徙到一个地方，为了融入新的环境，会加倍努力获得新居住地的认同，会努力将自身携带的文化资源和工作方式与所在地的文化和工作方式做一种融合，产生出新的景观。但当下，这个群体尚未得到整个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和认同。农村家庭受教育的成本是高昂的，举全家之力接受高等教育后，成为回报低廉的（脑力、体力）劳动者，在城市，巨大的生存压力，使“漂二代”处于拼命的状态，如果人的创造力是因长期基于生存底线逼迫而产生的，那么，人创造的方式和创造的结果就会发生异化，进而产生社会秩序的混乱。正所谓“几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糟糕的“婆媳关系”，会导致互相触及底线，降低自己的道德水准，这种紧张感无疑造成一种内耗。而有了“好媳妇”和“好婆婆”，社会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铜仁市人社局人才资源市场干部严思宽对此“支招”称，农村籍创业就业者在城市发展获得成功的并不少，“漂二代”要想在城市立得住、留得下，除个人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外，城市理应为其搭建更好的发展平台，利用他们的长处和想干一番事业的急切心理，趋利避害、积极引导，使之能在合乎自身发展的空间找到恰当的位置，增强他们的“归属感”。“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干事创业，一个人没有‘归属感’，身心都会承受巨大的煎熬，不可避免将影响到其自身的工作和生活。惟有让其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得其所，才能使之安心、乐于贡献其所长，促进城市与农村的共同发展，减少城乡差距，最终实现个人、国家利益‘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