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讲座，78岁的樊锦诗和数十位北京大学学生在敦煌研究院前合影留念，日光灼烫依然。

　　这个时节的敦煌，下午6点半的太阳还称不上夕阳。

　　“你们才十八九岁吧？我刚到莫高窟那会儿，24岁了，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小啊！”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平日看似严肃的樊锦诗，眼神里涌出许多温柔。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呆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呆着。呆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樊锦诗说。

　　她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完成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

　　“不同于修修补补，数字化本身就是预防性的。把洞窟的信息采集下来，通过影像永久保存。几十年来，我们花的力气越来越多，步子越迈越大。”樊锦诗说。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行，“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樊锦诗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

　　（据新华社 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