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发展面临巨大阻碍

　　汪晖在调研中,经常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他将一起参与调研的合作者们不仅视为好朋友,也看作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朋友不求回报的慷慨,为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也是一种动力,让他把基层最真实、最迫切的呼声通过政协的途径传递给相关领域的决策者。

　　在汪晖看来,与其他领域的朋友一起交流,不仅能更好地推动问题解决,还能扩大自己的视野和看问题的角度。

　　“有时候,他们对于我研究成果的关注,并非我重点阐述的内容。这时候我就会想,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自己在研究中忽略了什么?尽管有时候会有争论,但正是这种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广的边界。”汪晖说。

　　将不同领域的观点打通,实现不同学科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促进学术思想前进的动力和契机。

　　“在国内问题的研究上,对于各地区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仍然较弱,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民族大学,而其他高校在这方面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就使得很多学术研究受到了局限。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上,研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欧美,对于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不够深入。”汪晖说。

　　在汪晖看来,这种知识构成的局限不仅会影响到学术研究,更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他担心在现行的学科制度框架下,社会的发展方向会被自然科学和发展主义所笼罩。

　　“现在的数码技术、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伦理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如果富人可以通过基因技术让自己延长寿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加聪明和强壮,这种新的科技是否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汪晖主持的学术讨论中,这也是时常会触及的问题。

　　在汪晖看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只是少数专家与一些公司来主导,而是应当由整个社会的人们来参与,但受制于视野、精力、知识等方面的原因,普通人很难参与其中,这就需要人文学者以大众的视角来参与其中。

　　汪晖说,我国有久远的人文传统,但人文学科却是20世纪才在大学体系中逐渐形成。人文学科的诞生包含了两个进程,一个是神学/经学世界观及其知识谱系的衰落,一个是与自然科学在领域和方法上的区分,前者意味着人文学科是在人文与宗教的关系中产生的,后者意味着人文学科是在人文与科学的分殊中确立自身的位置的。但今天这两个前提都提出了挑战,即面对宗教的复兴,人文学科如何重新确定自身的使命；在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科技发展对人的生存和存在状态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人文学科如何面对和思考科技的变迁?今天的人文学科构成相对单一,难以对这些新的发展作出充分的批判性回应。

　　汪晖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知识更新和学科重构开始入手。

　　“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要有政策研究,还要更注重基础研究,例如,要想了解一个地区的形势,必须要对该地区的宗教、历史、文化等基础情况进行充分了解,才能作出合理判断。在学科构成方面,要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主动寻求更广泛的研究空间。”汪晖说。

　　让不同的思维在一起碰撞

　　在理论层面对问题作出剖析的同时,汪晖还在实践中让“不同的思维在一起碰撞”,他的这种举动,让人想起了他身上的另一个标签——国内思想界的风向标。

　　2009年,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成立,目的在于“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创建一个高水平学术平台”。

　　高等研究所的官网上这样介绍:高等研究所的总体目标是以全球化时代跨民族、跨宗教、跨区域、跨国家的互动为契机,通过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间的交流与互相促进,重新思考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的典范,进而推动学术研究与当代世界现实问题之间的互相激发与理解深化。

　　汪晖介绍,高等研究渊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后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冷战结束后,这一独立研究机制逐渐在大学体制内获得发展。在1990年代以前,高等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美,对于亚洲和其他非西方地区,如何开展高等研究,如何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是一个仍然在探索和形成中的课题。

　　汪晖坦言,成立高等研究所,就是希望打破学科界限,并将高等研究的特征概括为独立性、跨学科、跨文化和国际性。

　　围绕民族、宗教、社会、国家和区域等主题,高等研究所每年邀请一定数量的海内外学者来清华进行为期不等的访问研究,研究员的研究课题源自各自的长期研究,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也完全按照各自的方式探索各自的结论。研究所的目标是帮助和鼓励来访研究员之间及研究员与当地学者之间的积极互动,为新的问题意识提供契机。

　　尽管这样的工作在当下并不好做,但汪晖依然坚信,这代表了未来学术研究的变革方向。

　　“我此前去欧美较多,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访问。我也一直对国内各民族区域感兴趣。此前就有这种想法,但当时没有这方面的条件,现在有了高等研究所的平台,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地区和更多学科的学者来清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的学者能够加入进来交流,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有着这样一种视野。”汪晖说。

　　在实践的过程中,看到年轻一代在这一过程中的进步,更使汪晖感到将高等研究所办下去的重要性。

　　在成立高等研究所之前,汪晖也曾将“不同的思维在一起碰撞”应用于实践,那就是任职《读书》杂志主编。

　　“1996年初到2007年8月,我在《读书》杂志做主编,从入职到离职的月份,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汪晖笑着说,那段十多年的经历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并且受益匪浅。

　　汪晖回忆,当初出任《读书》杂志的主编,自己也是很有兴趣,编辑需要与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打交道,这种工作方式进一步打开了他的视野。

　　“当时,《读书》发表了许多思想性、学术性俱佳的好文章,涵盖了生态、历史、文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公共讨论,至今仍觉意义重大。现在,学术界和思想领域更需要这样的公共讨论平台。如果没有好的公共讨论平台,形成公共讨论的文化,很多问题的讨论很容易演变为争吵或人身攻击,这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是不利的。”汪晖说。

　　让不同的思维在一起碰撞,能够产生怎样的火花?

　　2013年,意大利当地时间10月20日,在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开学典礼上,汪晖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同时被授予卢卡·帕西奥利奖,汪晖成为首位获奖的中国学者。

　　在帕西奥利奖的颁奖仪式演讲中,汪晖说了这样的话:存在于帕西奥利和达·芬奇的作品中的“公理”不但跨越了宗教与世俗、艺术与科学的领域,也综合了对自然的探索与对实用性的筹划。在他们的世界里,艺术、宗教、市场活动和科学研究如同奔涌的河流一样自由地分流又交汇、交汇又分流。 （记者 蒲晓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