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后悔过和我来中国？”

　　回国后，苏鸿熙夫妇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回国路费可以报销，心肺机可按原价折合成人民币予以补偿，至于就职去向，北京所有的医院任选。

　　但苏鸿熙拒绝了这些好意。“我回来是报效祖国的，不是来做买卖的。”他说。

　　得知母校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合并了，苏鸿熙决定去位于西安的四医大报到。就是在这里，他掀开了中国心脏外科崭新的一页。

　　1957年，苏鸿熙利用从美国带回的两台人工心肺机建起实验室，同年5月应用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动物实验。1958年6月26日，他成功为一名心脏室间隔缺损的6岁儿童进行了中国首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

　　2003年，四医大曾为这例开创性的手术召开纪念大会，当年的小患者已年过半百，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据解放军总医院心外科原主任朱朗标介绍，做体外循环手术需要让心脏停止跳动，由体外设备支持血液循环和氧合，手术结束后再将体外循环的血液返回心脏和冠状动脉，让心脏重新跳动。美国于1953年开始应用这种技术，而中国仅比美国晚5年。苏鸿熙的努力使心外科成为新中国最早进入世界医学先进水平的领域，超过苏联、日本等国。

　　手术成功后，原总后勤部为苏鸿熙记一等功，为体外循环研究组记二等功。如今，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已相当普及，全国有600多家医院可以开展同样的手术，年手术量达万例，手术的应用范围也从心外科延伸到神经外科、气管手术、肿瘤手术等领域，成为救死扶伤的重要手段。

　　在苏鸿熙取得一系列成就时，妻子苏锦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这个美国姑娘跟他一起住筒子楼，用蜂窝煤做饭，用搓衣板洗衣，照顾他的生活，养育3个孩子。即使在“文革”时期，苏鸿熙被安排扫地扫厕所、给病人送饭洗碗时，苏锦依然坚定地支持着丈夫。

　　几十年后，白发苍苍的苏鸿熙坐在轮椅上，用英语问妻子：“你有没有后悔过和我来中国？”

　　“我从来没有后悔。”同样满头白发的苏锦用汉语回答，“我一辈子能跟你在一起就很高兴了。”

　　年近百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和原总后勤部领导的关心下，苏鸿熙调入解放军总医院，苏锦也在北京一所高校找到了英语教师的工作。从动荡岁月中抽身的苏鸿熙再次投入到体外循环手术的研究和实践中。

　　在解放军总医院，同事们眼中的苏鸿熙不仅是一名医术高超的胸心外科专家，而且是一位对患者极端负责的仁医，许多人至今对他临床上的几个故事印象深刻。

　　体外循环手术后，苏鸿熙要观察患者的排尿量，判断体内循环等功能是否趋向好转。“患者的接尿瓶在床底下，苏主任为了准确起见，整个人趴在地上，让目光平视液面读瓶子上的刻度。”麻醉科原主任医师宋运琴弯着腰模仿。那时，苏鸿熙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专家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设备简陋、经验缺乏，体外循环手术后患者的状态不太稳定，苏鸿熙总是守在病房，直到患者度过危险期才离开。

　　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也影响着他的学生。苏鸿熙的第一个研究生、解放军总医院心外科原主任医师余翼飞回忆，自己当住院医生时，苏鸿熙要求他住在离监护室最近的房间里，睡觉时床的三分之一要露在走廊里，保证患者一有问题他能第一时间赶过去。

　　对于自己的学生，苏鸿熙说的最多的是要替患者着想。“有一个病人，拎着一袋子零钱，数出来才400多元，是乡亲们一毛一毛凑起来的。”他反复和学生提起这个例子，告诫他们要为患者看好病、省下钱。

　　他甚至自己发明了一种吸引装置，能够将病人输送到体外的血液重新过滤并送入人工心肺机里再利用，不仅节省了输血的大笔费用，而且避免了由此带来的并发症。

　　退休以后，他还经常和学生们谈论起现在的红包、潜规则问题，“带着一副深恶痛绝的表情”。

　　除了医治苍生，苏鸿熙的一生还有一个不懈的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记得，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干部穿草鞋，同大家一起吃饭，在财产登记的标签上写上“人民财产”。

　　因为有海外关系，他一直未能如愿。“实际上从美国回来后，我从思想上就把自己当成了共产党员。”坐在轮椅上的苏鸿熙艰难地说。由于患脑溢血，他身体的右半侧活动不便，表达也受到影响。

　　2013年6月26日下午，他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解放军总医院金沟河干休所第三党支部召开会议，正式吸收他入党。在后来举行的入党仪式上，99岁的苏鸿熙用左手托举起活动不便的右臂，郑重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58年前的这一天，青年才俊苏鸿熙进行了国内第一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掀开了新中国心脏外科的新篇章。在更早的1957年2月，这个意气风发的留学生带着妻子辗转回到故土，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达 通讯员 郭晶 罗国金 张奎 黄琪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