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有两次重大选择，一是回国，二是从军。” 62岁的海军某部首席研究员黄韦艮说。

　　1992年，历时6年半，以优异成绩在英国完成硕士、博士、博士后全部课程学业后，黄韦艮毫不犹豫选择了归国，博士论文扉页上的一行字表明了他的心迹：“To my country,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献给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他的月薪为1500英镑，这相当于他回国后10年的工资。

　　那时在国内，“重陆轻海”的观念还很重，“蓝色国土”的地位和价值还未彰显。他专攻的海洋遥感在国内还是新兴学科，相关研究起步晚、底子薄，刚刚回国的黄韦艮就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几乎全要从头开始。

　　“这同时也是在创造某种历史！”黄韦艮的态度却很积极，归国后很快找到国家海洋局的同行，白手起家开始打造海洋遥感团队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着手发展我国的海洋遥感技术。

　　这一干，就是十来年。2006年，经过长久的奔走呼吁与技术积累，黄韦艮与同事一起创建了我国首个海洋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时，他已经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项目、973重大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20余项重大科研项目，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2项，攻克了不少海洋遥感方面的前沿问题，有的还属于世界性技术难题。

　　就在这时，年逾半百的黄韦艮突然作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吃惊的决定，参军入伍！

　　下定这个决心并不容易——由于研究领域性质特殊，一旦“参军换轨”，就意味着从此隐居幕后，研究成果与国际评奖、学术影响等再无关系。

　　黄韦艮却很淡然：“就好比前面有一道墙，突破它，国防和海军建设很可能会迎来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你是破还不破？”

　　其实，随着专业研究的深入，这种“到部队去，到海军去”的念头由来已久。2010年6月6日，黄韦艮提笔给时任海军首长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自己直接为海军服务的迫切愿望和研究领域在海军的应用前景。寄信前有朋友劝他，你还差几天就满55岁了，很可能“刚到部队就要退休”，还这么折腾干吗？

　　他回答：“别人说我是‘海归’，我说我不是‘海归’，是回归。能为报国强军做更多事，我当然义不容辞。”

　　3个月后，黄韦艮获准特招加入人民海军。

　　带着国家海洋局领导“像割肉一样”的惜别之情，他离开国家重点实验室，告别国际学术舞台，告别89岁高龄的母亲，告别妻子和女儿，独自来到海军某部，成为一名花甲新兵。

　　曾几何时，在实战化背景下，海上某项信息保障问题一直是海军一线作战官兵的心结。黄韦艮来单位报到的第二天就扎进部队，连续40多天调研摸底后，直接瞄准了这个困扰海军部队多年的关键性难题展开攻关。

　　随之而来的也有杂音，“这项技术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研究纯粹是徒劳”“这个技术可以设法绕开，还是搞一些务实的课题吧”。

　　“我不怕，就算论证失败，也有失败的收获。”黄韦艮先后几十次出海，搜集了近10TB数据资料，又花费两个月一张图一张图对比，一个点一个点印证，详细分析了数据特点及技术规律，最终总结出科学结论，为海军海上兵力行动找到一套操作性较强的参考规则。

　　“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解决的问题，今天你给了我答案，你们部队了不起，你黄韦艮了不起！”那一次，原本安排10分钟的成果汇报，最后海军首长听了一个多小时。

　　此后，相关成果迅速在海军一线部队推广开来，并引起强烈反响。一位首长风趣地说：“这是黄韦艮在蓝色方阵中踢出的第一脚正步，是年近花甲的他用‘老花眼’打出的第一个十环。”

　　“十环”的开门红没有让黄韦艮放缓脚步，任务一项接着一项。“7年来，黄韦艮几乎没有周末，即便休假也是回去看看老母亲，待上几天就提前归队搞研究。”海军某部政委谭波介绍。

　　“这都是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的项目，多抢些时间，就能早出成果。”黄韦艮急得恨不得“大脑时刻保持在高速运行计算模型推演的状态”。

　　如今，黄韦艮已经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12项、国家发明专利9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他的确是“劳动模范”，黄韦艮已经两度延迟退休，60岁时推迟了1年，到61岁又推迟了3年。他总是说，要抓住自己有限的时间，为国家和海军多做点事。（侯融 陈晓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