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1997年“每月聚焦”栏目连续报道蔡不论的遭遇，并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关爱和帮助。

　　《光明日报》1997年“每月聚焦”栏目连续报道蔡不论的遭遇，并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关爱和帮助。

　　4 并非从此平顺：道德高地上的失足

　　1995年11月，全国第一个由政府批准的法律援助中心在广州成立；1996年3月，“法律援助”概念首次写入我国法律；1996年12月，我国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7年2月，中国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案在四川省正式受理；2003年9月1日，法律援助条例开始正式实施。回顾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漫漫历程，如果从1995年广州的肇始来算，到2015年，法律援助已经整整在我国走过了二十个年头。

　　2015年年初，光明日报记者来到山东临沂金玺泰铁矿，探访在此打工的，当年中国法律援助第一人蔡不论。

　　如今的蔡不论在金玺泰铁矿组团承包一层作业面，拥有4辆“四不像”车，1辆铲车，团队包括蔡不论和妻子何增兰一共9个人，负责开车运输的占6人，一个维修工刚刚离开了，蔡不论就自己做维修，“24小时随时待命下井，只要有车需要我就修”。夫妻俩住在矿里需要生土炉子取暖的小土房里，儿子还在千里之外的万州老家独自读书，但夫妇俩脸上已全是满足——不管有多辛苦，付出劳动，就能收获平凡生活——他们获得平凡生活的权利来之不易：1997年的那一场大难，并未裹挟去蔡不论人生里所有的不顺。

　　当年伤愈后，蔡不论回到了家乡，“当时政府和乡亲们还写了横幅——‘热烈欢迎蔡不论回家乡’”，在蔡的回忆里，甫一回乡，尽是荣光。报道的铺天盖地使蔡不论成了名人，他在乡亲眼里已不由分说被认定为英雄。当年7月，经人介绍，蔡不论与在深圳打工时被车间塑料机床轧掉了右手手指的同乡何增兰相识，因为有着共同的遭遇且穷苦的出身，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夫妇。

　　家庭的建立坚定了蔡不论与妻子共同扶持相濡以沫的生活信念，他们奋力而踉跄地蹚着生活的河。“当时我母亲身体不好常年生病，父亲也已失去劳动能力”，蔡不论尝试着各种小生意：“我们自己卖过豆芽，开过卤菜店，还收过废品。”然而，“英雄”的光环把他推上了道德的高地：有老乡跟他借钱，向他买东西不给钱也是常有。你不是英雄吗，还不能帮帮我，不是有人给你捐款吗？为什么还要钱。

　　“总是赚不到钱，日子吃紧，当时家里仅有一辆摩的，就开它拉人拉货赚钱。有一个熟人说要借我们的摩托车，我就没多想借给他。”未想到，所谓的熟人并未如期归还蔡家赖以为生的摩托车，老实的蔡不论按捺了好多天才抹下的面子去问人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没有了，已经给你卖了！”

　　夫妻俩急了，四处打听，一口气追到了临近的镇子上——听说那人把他们的摩托车卖到了邻镇——还是无果。“这是全家人的生计啊！”老实人蔡不论发怒急眼了。“别人卖了我的车，我就去偷别人的车。”

　　蔡不论在他之前以及往后走过的三十八年人生中，曾经多次救人救灾——他不是坏人，却是法盲，在法律意识淡薄的头脑里，“拿与被拿”的逻辑简单，却给了他人生之路的第二次严重打击。

　　“……被告人蔡不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万州区人民法院1999年7月23日作出判决。“昔日救火英雄为何成为罪犯”，蔡不论被判刑两年的消息随着媒体的报道不胫而走，“世人惊愕万分。两年前，这个英雄打工仔的名字曾让万州人无比自豪。两年后，蔡不论却锒铛入狱。”其时，舆论如何把蔡不论绑架为英雄，又看他从道德高地上失足跌落，我们可以从当年这篇刊载于《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的《英雄打工仔的错位人生》窥见一斑。

　　相隔十六年，如今的董绪公忆及蔡不论1999年的失足，客观说道：“他当时身上的烧伤虽然治好了，但是后遗症可想而知，生活是很艰难的。我倒觉得蔡不论的铤而走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与法律法规同样是不完善的。个案呼唤制度，对贫弱者援助的力度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