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5年,刘子富再次走进赫章县海雀村,与苗族老人安美珍亲切交谈。本报记者 宫喜祥 干江东

　　2014年5月15日,《贵州日报》一版突出刊发长篇通讯《村支书的楷模——文朝荣》。在海雀村采访文朝荣同志先进事迹时,许多村民还不约而同地对记者说到一个人:新华社记者刘子富。

　　“20多年前,在我们吃不饱饭的时候,刘子富到这里来采访,是他第一个把村里的困难向党和政府反映。有了大家的关心和帮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93岁的安美珍大娘,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刘子富当年挨家挨户访贫问苦的情景。

　　“20多年来,刘老师先后6次到海雀村来采访。他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也受过穷、受过苦。我们和他在一起,就像一家人!”老支书文朝荣的儿子、海雀村村主任文正友动情地说。

　　六访海雀：心系民生鼓与呼

　　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地处黔西北高原云贵交界处,海拔2300米,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是贵州扶贫开发一类重点村。

　　1985年5月29日,38岁的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背着帆布包、脚蹬解放鞋,沿着崎岖小道,步履匆匆地走进了海雀村。

　　眼前的景象让刘子富震撼不已,满目尽是茅草房、杈杈房,不避风寒,人畜同居。连续走访了两个村民组、11户农家,发现家家户户缺粮断炊。

　　令人感动的是,穷苦不堪的苗族、彝族乡亲们,竟没有一人埋怨党和政府。时年64岁的安美珍大娘对他说:“党和政府对我们很好,很关心我们,只怪我们自己没出息。”

　　更让刘子富敬佩的是,正值壮年的彝族共产党员、村支部书记文朝荣,没日没夜地为全村群众的生计操心、焦虑,他家也一样受灾,一样缺粮,一样贫困。当地党委政府在那年春节过后就把救灾度荒作为头等大事,先后四次向海雀村发放了救济粮。可是,文朝荣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将政府给自家的救济粮指标全部让给了更困难的村民。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他咬牙把家中的耕牛卖了,买回包谷度荒。

　　当天晚上回到县城,刘子富找到县委书记,恳请县委实事求是地介绍全县类似海雀这样缺粮或即将缺粮的情况。结果令人揪心:天灾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叠加,导致1984年赫章县粮食歉收,人均占有粮食198公斤,纯收入110元。到1985年5月底,全县有12000多户、63000多人缺粮断炊或即将断炊。

　　老百姓饿饭了!要不要上报?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报道真实的海雀村是要冒风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而在赫章县像海雀这样的山村,群众还在忍饥挨饿,这个残酷的事实与当时的大局大势“唱了反调”。

　　“我生在乡下,来自农村,假如我的家人饿到这个程度,敢不敢讲真话?”刘子富越想越急,小县城到晚上11点就要停电,他赶紧向招待所服务员要来蜡烛,一口气写成1900多字的见闻,那已是凌晨1点过了。写完稿子,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6点,就急急忙忙跑到县邮电局买电报纸,拿回招待所一字一句誊写稿子,用加急电报发往新华社。

　　6月2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一文上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贵州省委迅即将批示和报道用急电传给各地、州、市委负责同志,并连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布置全省各地立即检查安排群众生活。紧接着又派出8个工作组对贫困地区进行调查,详细了解农村缺粮情况。中央分两次拨给贵州生产救灾款3600万元,增调粮食2.5亿公斤。贵州省委、省政府派调查组奔赴海雀村核实情况,决定批给赫章县100万元救济款,帮助农户渡过生活难关。

　　在传达习仲勋同志批示一个多月后,1985年7月24日,刚到任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风尘仆仆深入到赫章等地调研。1988年6月9日,胡锦涛同志倡导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海雀村因此被誉为毕节试验区的“发祥地”。

　　在乌蒙山区这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不适宜人居”的土地上,海雀村人在文朝荣支书的带领下,展开了绝处求生的拼搏。从毕节试验区建立之初到2013年,海雀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3元增加到5460元；贫困人口从730人降到250人；森林覆盖率从5%上升到70.4%；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3‰下降到2‰。

　　29年来,刘子富先后六次走访海雀村,每去一次,都会欣喜地发现村里有了新的变化。抚今追昔,海雀村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曾为他们鼓与呼的刘子富,而刘子富也十分珍惜六访海雀村获得的精神财富。他说,每次去海雀村,每次与文朝荣支书深谈,我就获得了一次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