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公司老工人唐名仰（本报记者　尹定文/摄）

支秉渊

支秉渊制造的第一辆完全国产汽车

谁能想到，如今祁阳农改厂残破厂房的背后，曾经有载入史册的辉煌（本报记者　尹定文/摄）

　　这不是美丽的童话，而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实。

　　这不是上天的保佑，而是梦的魅力。

　　曾被《大公报》称为“中国的福特”的支秉渊，在工业基础薄弱，物质匮乏，人才短缺的困境中，承载着对汽车的梦想，1942年的一个仲夏之夜，在湖南祁阳制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第一辆汽车。

　　一个月后，支秉渊驾车从湖南祁阳出发，历时近半个月，途经近千公里，翻越贵州、四川两省的崇山峻岭，完好地将它开到了重庆——这座战时的陪都。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诞生既鼓舞了抗战中的人们，也带来了振兴中华民族工业的希望。

　　毫不起眼的“篱笆工厂”

　　10月22日，骄阳照射着祁阳城。这座因诞生中国第一辆汽车而被载入史册的湘南小城，热闹繁荣。

　　89岁的唐名仰老人坐在侄儿唐伟国家门口的板凳上，沐浴着深秋的阳光，恬静而安逸。由于没有娶妻生子，如今他的生活由唐伟国一家照顾。

　　他们的住宅在祁阳城东郊，宝塔街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当地人称之为上海的“南京路”。随着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公司”）的创办人支秉渊，率领员工从上海一路颠沛流离，到了湖南祁阳，安家在祁阳城东郊的海水湾。

　　落址于此，支秉渊看中的是它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是祁水汇入湘江的交汇点，有水路可通衡阳、长沙，有铁路可达桂林。

　　新厂址选定后，新中公司的工人开始建厂房，修围墙。

　　在祁阳文人欧阳友徽人生最后一本著作《故园随笔》中如是描述：新中公司搬到祁阳的时间是1938年，新厂址建立在祁阳城东郊二里许的海水湾，我到祖师殿去上学，每天都要来回四次经过新中公司门前那条由煤渣铺成的简易公路。起初，新中公司规模并不大，占地约8000平方米，周边用剖成三指宽的南竹竹片，编成约2.5米高的竹篱笆围墙，老百姓称它为“篱笆工厂”。墙内的厂房十分简陋，清一色的平房，以杉树皮为墙、顶棚，一幢接一幢。从空中往下看，就像老百姓的住房，毫不起眼。

　　工厂的工人们借宿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而安顿在唐名仰家里的，则是新中公司的厂长魏如。

　　唐名仰能顺利进入新中公司当工人，也多亏魏如的推荐。唐名仰在进入该公司之前，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铁疙瘩”，在新中公司搬迁到祁阳一年后的一天，魏如问唐名仰是否想去工厂上班，唐名仰很是心动，但是也很纠结。

　　他担心自己不会干这些活，后得知厂里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教导他时，他答应了。唐名仰说，一般要进入厂里做事，都要通过考试，自己其实是通过“走后门”进去的。唐名仰说，新中公司在祁阳有三家分厂，如今的祁阳农改厂、祁阳一中、草席厂的所在地分别是当时的一厂、二厂、三厂。

　　他被分在新中公司二厂的翻砂车间，工厂那些制作好的模具都被搬运到这里，浇注铁水。大部分都是汽车的零部件模具，也有修铁路的钢轨模具，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汽车发动机模具。制作汽车零部件时，都是根据不同的模具，用木板和河沙隔开。

　　制作汽车零部件的材料都是新中公司自己生产，他们建造了一个非常大的铁炉，铁水烧好后，由4名工人将铁水抬往翻砂车间浇注。

　　唐名仰进入公司的前半年时间，都是由支秉渊从上海带过来的技术工人教导。他所在的二厂有近20个车间，每个车间都有30~40名工人。“当时二厂有两个食堂，我们这些做学徒的每天三餐都是免费。”他说，菜样有很多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每人一大碗菜，一大碗饭。

　　半年后，唐名仰转为正式工人，每个月的工资20元左右，转正之后的工人不再享受免费工作餐的待遇。“如果要在工厂吃饭，就得自己掏钱。”如今，唐名仰已经不记得当时每天生活费要多少钱，他只记得当时厂里吃饭要自己买票，公司食堂人员每天都会向当地的老百姓购买大米、蔬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