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史册的中国第一辆汽车

　　曾经生活在宝塔街的徐安国，如今已经90岁。他说，新中公司当时在这里的工人有2000多人，在宝塔街生活的老百姓为了这些工人的需求，开起了商铺，非常繁荣。支秉渊和祁阳的老百姓也相处得很和睦，他将厂内多余的电力供民间使用。古老的祁阳城，每当夜幕降临，街市上便华灯初上，像南京、上海等大都市一样，千盏万盏，灿若繁星。

　　当时，宝塔街附近的很多老百姓都进入公司做了工人，其中也包括唐名仰的哥哥唐名虎。他们将每个月的部分工资入股公司生产。祁阳县黄土岭村三组的陈康宝说，自己父亲陈运成在当时一厂做发电工，入股公司2元钱，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公司还汇来几百块的分红。

　　在新中公司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唐名仰认为，“这是自己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在这里，上海新中公司带来的技术人员教导他所学的知识，让他受益一生。其实，有时唐名仰很后悔，当初公司撤离祁阳时，自己没有坚定地跟随公司撤离，“那些跟着公司走的，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最顶尖的技术工了”。

　　对于新中公司生产出中国第一辆汽车这一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直到记者前往采访，唐名仰仍不知情。他只知道，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汽车零部件从这里生产出来，然后转往其他车间。他的侄儿唐伟国和他开玩笑地说：“说不定那第一辆汽车的引擎还是你亲手做出来的呢！”唐名仰一脸享受，笑眯眯地回答：“那都是历史了。”

　　在新中公司上班的两年多时间里，唐名仰只有一次远远地见到这个公司的掌舵人支秉渊。但是对于支秉渊这个名字，当时大部分工人还是很熟悉的。他们都知道，他要生产汽车，要生产汽车零部件支援抗日前线。

　　翻阅史料得知，支秉渊，生于1897年2月18日，是浙江省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支秉渊幼年时在家乡阳山书院上学，1915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电机科学习，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支秉渊被上海美商慎昌洋行聘为实习工程师。他主要负责发电机组、内燃机、水泵、压气机等机器设备的销售业务。在工作过程中，他参与安装机器，建发电厂，积累了大量机器安装和使用的经验。1925年7月，支秉渊集资创办了新中公司。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就召集工业巨头和专家商量自造汽车。1931年6月19日，“民生”牌的第一辆汽车在沈阳迫击炮厂诞生。后来那辆汽车送往上海展览，支秉渊和其他人一样非常激动，但在激动之余又感到遗憾，这台汽车的零部件和发动机都是进口的，严格来说，是中国“组装”，而不是中国“制造”。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制造一台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汽车。

　　6年后，支秉渊终于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图纸，中国人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但是，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新中公司所在地是日寇轰炸的重点，那套用心血和智慧绘制的图纸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支秉渊心中的梦想并没有因为战火而放弃，他组织人员，将工厂的机器设备抢运出来，向武汉搬迁。武汉告急，又向长沙和祁阳搬迁。

　　支秉渊将新中公司安顿在祁阳后，就开始解决人才问题。他将过去的得力助手陆景云找回厂里主持试制发动机。随后，支秉渊还写信邀请上海实业界领袖人物胡阙文来祁阳共同发展。不久后，胡阙文在离海水湾三四里的天马山脚下，建立新民机械厂。胡阙文和支秉渊是一对好友，不仅“谈天下事”，还有“济时心”。他们在祁阳一个炼钢，一个造车；一个为祁阳提供枪炮，另一个为前线提供动力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支秉渊和工人的不断努力下，1938年末，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终于成型。1942年仲夏的一个夜晚，中国的第一辆汽车也随之诞生，这个夜晚也被载入汽车工业发展史册。一个月后，支秉渊驾驶着中国第一辆汽车驶出厂门，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简易公路，跨过古东江桥的五孔石桥，奔向衡桂公路（今322国道），攀越贵州、四川的崇山峻岭，去陪都重庆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首届全国工业展览会。这一辆看上去颇为简陋的汽车，赢得了全场的关注，成为了这届展览会上的“黑马”。

　　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曾评价道：“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这辆汽车的诞生宣告了我国无能力生产国产汽车历史的终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诞生既鼓舞了抗战中的人们，也带来了振兴中华民族工业的希望。

　　为此，《大公报》特在头版撰文，对这辆汽车的发明者支秉渊表达敬意，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的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