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是国际上最大的慈善团体。但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传教士带来的“舶来品”，红十字会在中国被视作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周秋光带着两个学生翻报纸，甚至跑到美国搜集资料。2000年，他发表《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系统地论述了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成立、发展和影响，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

　　但周秋光并不满足仅做一个慈善组织的研究。人民出版社编辑张秀平女士对周秋光说，为什么不做个慈善通史呢？“我也有过这种意识，但是不敢大想，我不断拷问自己，写个通史，我能行吗？”周秋光回忆。

　　张秀平的话坚定了周秋光的想法。他带着自己得意门生曾桂林做副手，对慈善史重新进行架构。2005年，周秋光花费6年时间完成了40余万字的《中国慈善简史》，这是我国慈善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

　　此后，周秋光又不断突破自己。2007年，三卷17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出版；2010年，第一部地方慈善史《湖南慈善史》出版；2011年，国内第一部当代慈善个案研究《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1988—2010）》出版。目前，周秋光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份量达八卷本，500万字。

　　力推慈善回归民间

　　周秋光的眼前常常浮现出一幕。

　　1917年，南北军阀争夺地盘进行混战，生灵涂炭。9月，京津一带发生特大水灾，百万黎民饥寒交迫，瘟疫流行，饿殍遍野，流离失所。熊希龄坐在船头，眼望着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少年时期立下的理想和眼前的灾荒，促使他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济民救亡之路。

　　这是熊希龄开展慈善事业的开始。

　　熊希龄那一刻的所思所想，也常常在周秋光心中引发共鸣。

　　“我有时想，跟熊希龄比，我算什么呢？我能为慈善做什么呢？”周秋光说，“学者最大的特长也是纸上谈兵，但学者最大的问题也是纸上谈兵。”

　　他力促自己成为一名“实干家”。

　　作为湖南省政协常委，周秋光的大部分提案都是围绕慈善展开的，包括在省政协会上递交的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支持社会助残并解决湖南省残疾人艺术团相关问题等提案。而推进慈善民间化、法制化、系统化、普及化、专业化，则是周秋光多年来最为着力的地方。

　　周秋光做慈善研究的30年，也是中国慈善由无到有、从冷到热的30年，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呈现官办慈善为主，民办慈善为辅的格局。不过，近年来，红十字会、青基会、宋庆龄基金会等官办慈善组织相继爆出一些问题，“郭美美事件”更是热极一时。

　　对于这些问题，周秋光从不避讳、敢于直言。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我觉得它们出问题是必然的”。

　　他直言不讳地说：“只要这个官办的机制不变，就很难避免出现问题，政府不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因此，周秋光长期呼吁，慈善一定要回归民间。

　　他认为，慈善是一种民间行为，因为善源来自民间，是人们出于善心对弱势群体自觉自愿的帮助。它不是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或者责任，因此不能把它纳入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能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社会保障或者福利才是属于政府的责任。如果慈善成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那么政府和民间的界限以及职责区分也就没有了。

　　他呼吁，政府要从慈善中退出来，专心做社保、做公益、谋福利；政府一定要认识到民办慈善其实就是在帮助政府，政府没有必要去和民办慈善争善源，从而阻碍民间慈善的发展；“民办官助”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政府在放手让民间办慈善的同时，要用法制去监管，引导民办慈善机构建立行业规范、行业自律等等。

　　周秋光表示，正是因为理论界长期没有厘清公益、社会保障、福利、慈善之间的边界，厘清政府和民间在慈善中的定位，《慈善法》因此迟迟没有出台。这使得慈善事业一方面因为缺乏约束与监督，各种慈善乱象频发；另一方面又造成官办慈善垄断局面，阻碍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从而严重影响了事业的健康发展。

　　可堪欣慰的是，2012年以后，在这些问题上各界基本达成了共识。2016年3月16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周秋光长期力促慈善法出台，为其做了大量工作。得到这个消息时，周秋光正在北京。那天，他和卢德之、徐永光、王振耀等几位慈善界大腕聚在一起，每人差不多都喝醉了。

　　致力实践慈善教育

　　如今是鼎鼎大名的慈善史专家，周秋光少年时怀的却是画家梦。1954年，周秋光出生于耒阳三都双红村2组。父亲是个船工，长年奔波于耒水河上。1971年高中毕业，周秋光回乡当知青，三年间，他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加工厂会计、乡民办教师。

　　其时，别人把书籍弃之如敝屣，他仍然还抱着一个文艺青年的幻想，“因此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多画了几筐画”。因为心里做着画家梦，1974年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他报的也是湖南师院美术系。

　　文化成绩名列前茅，专业成绩名列第一，本以为十拿九稳，可莫名其妙的是，他却收到了历史系的通知书——原来，名额被别人取代了。

　　迈入历史系的大门，周秋光的艺术梦幻灭了，史学梦却在冉冉升腾——这或许对当代选错专业的大学生人生有所启示。他说：“假如命运做了错误的安排，我则选择正确的道路。”

　　30多年来，周秋光在岳麓山下的这所大学，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尽管1998年后他也兼职从政，官至长沙市政协副主席，但他说，一位教师不应离开讲台，一位学者不应该离开学术。

　　熊希龄对他的人生观影响至深。

　　他告诉记者，熊希龄的一生可以用六个字概括：维新，济世，救亡。熊前半生在政界，从民国总理的职务上退下来后，希冀能真正为百姓做点实事，就投身了慈善。他创办香山慈幼院，收养孤贫儿童，以自己有限的力量去补救当时的社会，并提出贫富均等的慈善教育理念。

　　他说：“我认为做慈善有两种，一种是慈善救济，即救人的身体和生命；另一种是慈善教育，即救人的灵魂。前者是消极的慈善，后者是积极的慈善。而积极的慈善才能真正实现慈善的终极意义。熊希龄所倡导和实践的正是慈善教育，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和理念值得我毕生去探索和研究。”

　　因此，传承和践行熊希龄的慈善教育，便成为了周秋光的另一终身事业。早在写完《熊希龄传》之后，他就敏锐地觉察到慈善事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于是及时将学术视野转向慈善事业，并着手培养后备梯队人才。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慈善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各种慈善活动大量出现，民间慈善组织纷纷建立，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得多么好。

　　在周秋光看来，当前我国的社会慈善事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比如慈善观念滞后，慈善文化还不浓厚；慈善机构的数量太少，慈善捐赠水平较低；慈善组织自身亦存在着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弱点等。

　　他说，尽管政府大力提倡，但一些人仍对慈善事业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甚至一些慈善组织及其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员，也只是将慈善事业看成是单纯的道德事业，未能将其作为社会分工产物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事业来对待，从而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理念存在着较大差距。

　　改变这种现状的关键，在人才。

　　为此，他最早在全国开始培养慈善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并尝试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模式和研究生培养模式——让研究生充当学术助手，做课题研究训练和实验，并将这种训练实验和他们的毕业论文相结合。《中国慈善简史》便是他和他的学生曾桂林等合作的结果，也是这种模式的第一次尝试。此后，他相继与学生黄仁国合撰了《刘大年传》，与张少利等合撰了《湖南慈善史》，与贺永田等合撰了《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1988—2011）》等。

　　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周秋光培养了一大批研究型人才。目前他率领其博士生、硕士生，组建成一个学术水平较高的科研团队。该团队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产学研合作，将慈善理论研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及其反响。目前，他的很多弟子已经成为教授了。

　　邵阳学院教师李朝霞是周秋光2001级研究生，她回忆起在周秋光门下求学的经历，最大的感受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想永远有鱼吃，必须学会钓鱼的方法。“周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正是钓鱼的方法。许多周门弟子因此受益匪浅。”她说。

　　这些年来，周秋光用大量的时间来传播和弘扬慈善文化，他每天只睡6个小时，忙得脚不沾地，人称其为“很拼的老头”。仅这几年，他就应邀担纲国务院立项、民政部和江苏省共建的我国慈善领域首个专题博物馆——中华慈善博物馆史料文本和布展内容文本的总撰稿人，又应邀作为《慈善法》宣讲团成员四处宣讲。今年暑假期间，他也没有休息，还办了一个有全国40余所高校103人参加培训的“慈善公益与社会发展”暑期学校，为慈善公益人才的培养尽心尽力。（记者 阳锡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