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床边藏着大千世界

推拿人生

视觉中国供图

　　十几年来，吕纯庆摔坏了8部小灵通、3部智能手机。当这些手机位于他的视觉盲区，哪怕就在眼前，也会被他无意中碰到地上。摔坏的水杯更是不计其数。

　　从部队退伍后，2000年，20岁出头的吕纯庆来到北京，希望在这个大城市一展拳脚。命运却突然转折，在参与过一次事故救援后，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医生告诉他，视神经萎缩了。这意味着，即便戴上眼镜，他的视力也无法变好。

　　吕纯庆掰着手指数了一下：“适合盲人做的就3种工作，按摩、钢琴调律、算命。”他认为自己对后两种工作欠缺天赋，就去学了几个月按摩，像许多后天失明的人一样，接受了成为一名按摩师的命运。

　　《2016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盲人按摩事业稳定发展，按摩机构迅速增长。2016年度，保健按摩机构达到18605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1211个，分别有481人和1018人通过医疗按摩人员中级和初级职称评审。

　　收窄的人生路

　　吕纯庆的“康佳”按摩店位于北京东三环旁一处小区单元房里，这套位于一楼的单元房在阳台开了扇门，与外界连通，成了一个小小的门脸房。

　　店里有四五个按摩师，都是视障人士，店老板吕纯庆兼任吧台接待员，按摩师忙不过来时，他也亲自上阵。

　　像大部分按摩店一样，这里上午9点多开门，晚上11点才关门。上午一般是闲时，周末也不例外。吕纯庆喜欢坐在吧台后面听小说。

　　做按摩，有经验的按摩师常会强调要用“巧劲儿”，但吕纯庆刚开始没多少经验，再加上刚从部队出来，干活不惜力气。开始新工作的第一年，一次给客人按背时，他用力过猛，结果食指关节囊撕裂，养了一年才好。

　　在按摩行业，相关的教育也有不同的层次——有几个月的“速成”培训，主要教授按摩手法，吕纯庆参加的就是这一种；有两到三年的盲校中专教育，学生们需要学习人体解剖学、中医诊断等理论课；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学生，可以报考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的特殊教育学院，学习5年针灸推拿专业，取得医学学士学位。

　　从业几年，吕纯庆辗转待过几家按摩店，在私营店面当过店面经理，在某央企的康体中心做过按摩师。5年前，吕纯庆接手朋友的店当了小老板，一天14个小时待在店里。

　　小型的私营按摩店里一般没有华丽的陈设，不少按摩店就开在小区里。做些简单的室内装修，墙上贴上人体穴位图、人体经络图，每个房间放两三张宽约半米的按摩床，一般还会有一个用于踩背的架子，再加几张足疗椅，基本的设备就差不多了。像吕纯庆这样稍微讲究点儿的店老板，还会在按摩床之间挂个布帘子。

　　虽然已经当了几年老板，但吕纯庆两手的食指关节上还鼓着约半厘米厚的茧子——做足底按摩时，他需要蜷起食指，让食指的第二个关节在客人的脚掌上逐个穴位滑动，久而久之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后来食指用力太久疼痛难忍，他改用中指，现在中指关节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茧子。

　　吕纯庆是个外向的人，爱笑，也爱玩。刚到北京时，他喜欢背上一只烧鸡、两瓶矿泉水、再带点急救药品就独自去山里徒步，几年前，他还跑过3次马拉松。自从当了店老板后，他的生活就限制在六七十平方米的按摩店里。“太闷了！”儿子都已经上四年级了，他只陪着去过两次动物园。

　　儿子也觉得闷，要么自己蹲在店门口的树下玩蚂蚁，要么去楼上一家人租的住房里写作业。有一次，吕纯庆一下午都没看到儿子，原来，这孩子不知听谁说，爸爸的眼睛是为了让他从山东老家来北京上学才坏的，自己躲在屋里哭了一下午。吕纯庆没戳破这个谎言：“让他有点压力也好。”

　　吕纯庆打算，等儿子再大些，他就去找家高档的按摩店打工。

　　各类按摩店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是吕纯庆的“康佳”这样的私营按摩店。21岁的按摩师温佳宝所在的“玉手缘”按摩店，条件则要好些。在这家受北京市残联管辖的单位，员工们有事业编制、有医保社保等保障，还有独立的宿舍、休息室，伙食也还令大家满意。温佳宝每工作两天就可以休息一天。

　　以前在盲校上学时，温佳宝曾趁寒暑假在私营按摩店打工，晚上就睡在按摩床上，一周到头都难得休息。也和大部分私营按摩店一样，那里的按摩师没有底薪，只按照做按摩的钟点数提成。

　　接受采访时，吕纯庆不时听一听微信群的语音消息——在一个微信群里，一群盲人按摩店的老板们正讨论着未来的出路。北京的盲人按摩店不少都开在租金相对便宜的单元房内，在北京整治“开墙打洞”、清理外来人口的风暴中，这些私营盲人按摩店面临被关停的命运。他们正焦急地发语音消息讨论，希望能找到解决办法。

　　吕纯庆的店也是其中之一。

　　曾经的辉煌

　　吕纯庆没经历过按摩业的“黄金时代”，从他来北京到现在，按摩店越开越多，激烈的竞争，让按摩收费几乎停留在10年前。20岁出头的温佳宝更是为每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发愁。

　　今年41岁的郭茂艺1994年从北京盲校毕业后就开始做按摩师，毕业前他考虑过继续去长春大学读医学学士，“但还是被挣钱的热情压倒了”。

　　他的一位盲校同学毕业后去了珠三角，不久就跟他联系：来这儿吧，太赚钱了！

　　近20年过去了，郭茂艺仍记得当年的辉煌：在上世纪90年代的珠三角，他工作过的数家按摩店里都有大批来自香港的客人，这些人出手阔绰，给的小费比按摩的时薪还高。

　　有一次，一个香港客人被人抬进了按摩店，据说已经走不了路了。郭茂艺给他按摩1个小时，这个人竟然可以下地行走。客人大悦，大手一挥给了他1000港币的小费。

　　久而久之，郭茂艺就开始琢磨怎么留住给小费多的“优质客人”，“挤出”给小费少的“劣质客人”。1个月下来，他能有上万元的收入。而那时，郭茂艺父亲作为北京的一名国企工人，每月工资也不过数百元。

　　那时，郭茂艺感觉“没有不能买的东西，没有去不了的地方”。广州当时最高档的白天鹅宾馆，还有其他高消费的地方，按摩师们会尽量“团结”客人带自己去。一向精明的港商大概想不到，在小小的按摩床上，自己也成了被“算计”的对象。

　　郭茂艺现在也会想，以当年北京的房价，自己若在外省吃俭用一年，回来就能买一套房。可这只是假设。

　　他以为当年的情况——月入万元也好，北京房价也好——就是永远。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受到冲击，港客和小费都少了许多。2001年，郭茂艺回到北京，那时，北京的按摩行业还未兴起。他记得，当时成规模的按摩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

　　一回老家，他的收入骤降到2000多元，但在当时的北京已属于高收入阶层。郭茂艺没想到的是，到今天，他的收入依然是2000多元，跟北京市最低工资指导线相差无几。

　　对此，郭茂艺倒是很看得开：“当年再好也是当年，现在收入低，说明社会不需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