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颙，1950年生。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南昌路位置图

 环龙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屋子已经易主，藏书已经四散，屋主去世多年，孙颙自己也做了爷爷。但是，少年时代，他在外祖父家打地铺过夜的场景却越来越鲜明。那四米层高的屋子客厅，那些从地面直达屋顶的书架，那些散发纸张气息的线装书，一样样都历历在目。

　　孙颙躺在地板上，抬头看，四壁皆是书架。

　　等他睡着，这地板如河水，这书架就是重峦叠嶂。梦里他顺流而下，两岸是书组成的山峰和书组成的峡谷，一层又一层，是一生不能穷尽的风景。

　　这就是孙颙小时候，入住外祖父易克臬在南昌路寓所的印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屋子已经易主，藏书已经四散，屋主去世多年，孙颙自己也做了爷爷。但是少年时代，他在外祖父家打地铺过夜的场景却越来越鲜明。那四米层高的屋子客厅，那些从地面直达屋顶的书架，那些散发纸张气息的线装书，一样样都历历在目。

　　那景象直观呈现了文化的力量，深深地印进少年的心底，跟随他长大，跟随他工作，浸入他的行为举止，印刻入他的生命。

　　南昌路上

　　南昌路，资料显示，包括原陶而斐司路（Route　Dollfus）和环龙路（Route　Vallon）。陶而斐司路为今南昌路东端重庆南路与雁荡路之间的一小段，1902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最初的名称为军官路（Rue　des Officies），1920年以法国军官陶而斐司改名为陶而斐司路。环龙路为今雁荡路以西的南昌路大部分路段，1912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以法国飞行员命名。1914年，陶而斐司路和环龙路都被划入上海法租界。1943年，这2条路统一以江西省会南昌改名为南昌路。

　　南昌路为老上海高级住宅集聚区，众多花园别墅和公寓，穿插在梧桐树下，路东端分别有科学会堂和复兴公园。在上个世纪初，这里怡人的环境吸引了不少名流入住。1915年，革命党人、同盟会元老陈其美于1915年入住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5号和萨坡赛路14号（今淡水路92弄2号），策划武装反袁。在1915年11月洪宪帝制推出之际，他策划刺杀海军上将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舰起义，誓死捍卫共和，也由此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萨坡赛路14号寓所。

　　5年后的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大返沪时，入住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主编《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0月4日，在寓所与杨明斋、包惠僧等谈话时被法租界捕房逮捕，经孙中山等营救获释。

　　1925至1933年，杨杏佛先后入住环龙路铭德里（今南昌路100弄）7号和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号等处。其中1926年4月，他在陶而斐斯路（今南昌路东段）24号设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任总干事。1932年，杨杏佛与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会长兼总干事，因组织营救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抗议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等，招致当局仇视。1933年6月18日，在亚尔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147号），遭暗杀。

　　而孙颙的外公易克臬（易敦白）是湖南籍人士，曾是清末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批秀才。上个世纪初，他入幕北洋政府，在段祺瑞等人手下工作，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参与了倒蒋反蒋的活动，失败后遂生去意，到上海当了寓公，入住南昌路某号一幢三层的沿街小楼，从此不问政事，专心读书金石，修身养性。

　　文史资料

　　外祖父的屋子，是孙颙童年的“百草园”。

　　南昌路的小楼，虽没花园，但有个天井，成了孙颙儿时向往的去处，外公常年住在别墅二楼，而一楼的大客厅则是书房。底楼40平方米不到，层高约有四米，四壁全部被书架占据。其中东西两堵墙，书架由地面直达屋顶，玻璃门内大都是珍贵的线装书。北面是个暗间，堆着笨重的木制书箱。每每随母亲去外公家，孙颙总是好奇，直到问了舅舅，“书箱里装的是什么”。舅舅回答：“二十四史。”小时候的孙颙不知道古版的二十四史如何宝贵，但是，那整面墙整面墙的书，教小小的他学会了敬畏，也种下了最初的萌动。

　　上海解放之后，易克臬被聘为文史馆馆员，从此更加埋头书籍，他对吃穿不讲究，对时事也不过问。除了佐饭时喝一点药酒和黄酒，外祖父没有任何嗜好，吃饭细嚼慢咽，不高声说话。在二楼的房间里，外祖父往往穿一件对襟上衣，摆一张藤圈椅，摇一把蒲扇，让小孙颙与他面对面坐着，口授唐诗、教他对句。孙颙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外祖父旁征博引，出版过一本《中华新韵》的书，因此坚持这个字念“禺”，绝对不认同念“用”，并搬出古书佐证。虽然按照新华字典，周围人不承认这个字的读音，但这一点点坚持，是外祖父显露过的唯一的倔强。

　　外祖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就整天坐在书桌边，看古书、摆围棋、写书法。暑假的时候，有时孙颙在外祖父家住几天。外祖父教孙颙看棋谱，告诉他做人做事勿求极致。有时眼看一个角要下赢，外祖父却要求孙颙放弃，并告诫他“穷寇莫追，追了，自己露出破绽，反而会输”。这避让的哲学里，积淀着多少外祖父一生的境遇，但老人笑笑不响。

　　有一段时间，孙颙去玩时，发现外祖父用蝇头小楷，写着什么长篇。他告诉孙颙，自己正应文史馆的号召，写北洋政府的回忆文章，并拍拍手边一沓文史资料。已经爱上阅读的孙颙，看到原来有一种书店和图书馆都看不到的“非公开出版物”，立刻来了兴致，一定要借来看。谁能想到，很多年后，这个书桌边好奇的少年，会成长为上海政协的文史委主任。当孙颙发现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史资料，全部变为公开出版时，立刻觉得，那是违背周恩来总理当年设计文史资料的初衷的，因此孙颙极力呼吁恢复内部资料的出版形式。

　　历史的缘分，就这样穿越时光，奇妙地串联起南昌路的外公和成年后的孙颙。

　　书架的归宿

　　“文革”开始，生产组占据了客厅作为工厂，书架被剖开做了长桌板凳。外祖父平淡对待身外之物。有次被人咄咄逼问，为何家里只剩半个金镯，另一半镯子去向何处？易克臬依旧用不疾不徐的口吻回答：每次孩子们来看我，我要妻子加几个菜，又没多的钱，就只好剪一段金镯卖掉换钱买菜。剪一点剪一点，最后只剩半个金镯。至此孙颙才知道外祖父经济状况今不如昔，但外祖父从未流露一丝一毫，甚至对物质得失也不太在意。

　　但等大卡车拉走所有的书籍，外祖父垮了。

　　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外祖父去文史馆，一次回家路上，被电线杆绊倒，再也没有站立起来。此时孙颙早中断学业，跟随时代的安排去崇明务农。连外祖父手抄给他的围棋棋谱，也在周转之中散失了。可是外祖父和他的藏书，一直保存在孙颙的心里。在务农的时候，在田间的时候，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在孙颙写小说的时候，外祖父和他的书架，一次次又跃入孙颙眼中，玻璃明净，书籍整齐，全家人对此爱护有加，房间里似还散发纸张气息，似还可闻外祖父鼻息。

　　孙颙一遍遍写下它，那么在文字里，这些高高的书架和满墙的书籍就能一遍遍重生。

　　改革开放后，南昌路屋主易主。孙颙便不再去那一带转转，如今他自己做了祖父，他也教5岁的孙子围棋，也会教他唐诗。昔日外祖父给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换了场景换了时间，但都传承下来。

　　虽然书架不在了，书本不在了，但当年躺在地板上望向书架时感受到的文化的震撼力还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也没有减损一点。（资料参考《卢湾区志》 本报记者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