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俩一个教育,一个拆台,孩子就钻空子。”

　　“对,我家孩子知道,哪些事爸爸允许、妈妈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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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昌平,东沙各庄。出租屋内,一场特殊的读书会正在进行。主持人齐丽霞坐在中间,六位年轻妈妈围坐在她两边,热烈讨论如何教育“打工者”的下一代。

　　平日,如果你见到她们,或许在餐馆端盘子,或许在路边扫垃圾。你不会在意,她们内心有怎样的渴求；更不会知道,当“打工姐妹”聚在一起,会碰出什么火花。

　　而她们,组建文艺队,办兴趣班,搞亲子课堂,开设女工摄影小组……“我们虽然平凡,只是默默无闻工作,但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打开新的人生窗口。”齐丽霞说。

　　同样的季节,同样的时令。镜头切换到河南兰考:谷营镇程庄小学的教室里,一群孩子正坐在电视机前,跟着屏幕上的老师学唱歌,一举一动,别提有多专注了!班主任齐拓宇(原名齐美霞)站在一旁,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小声跟唱,脸上绽出欣慰的笑容。

　　一次偶然的机会,美霞接触到了网络教学。经过不懈努力,程庄小学搭建起了自己的网络课堂。有了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变得有趣且丰富多彩起来,学习热情高涨,积极性爆棚。

　　“这些年,我在家乡和北京的辗转中改变着观念。回到家乡后,开始思考乡村教育问题,思考家乡孩子的未来。”美霞直言,“人不能迷失自我、碌碌无为,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人生才有意义。”

　　一对双胞胎姐妹,一个选择追梦城市,一个选择留守乡村。十余年后,姐妹俩却殊途同归走上公益路:一个为关爱“打工姐妹”的精神生活奔波,一个为丰富乡村孩子的课堂忙碌。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彼此努力,相互扶持,各自活出了另一番模样。

　　“打工妹”从维权到做公益

　　齐美霞、齐丽霞,出生于河南兰考农村的双生姐妹,今年同是45岁。姐姐美霞辍学早,在老家结婚生子,通过招教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她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家庭不辞辛劳。相比姐姐,妹妹丽霞自诩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人。

　　师专毕业后,齐丽霞被分配到家乡一所中学任教,端上“铁饭碗”。当时,这样的工作不知让多少人羡慕!然而,20多岁的齐丽霞另有想法:“世界变化太快,再不出门看看,很快就老了”。

　　2002年,齐丽霞听取“内心召唤”,满带好奇,辞职南下,奔赴深圳。彼时,姐姐美霞同样是一名教师。对于妹妹的举动,她既没有阻止也没有支持。

　　“逃”离家乡,齐丽霞一头扎进一家箱包厂的生产车间。她没想有多苦、多累,只想象自己来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写篇小说,“说不定一举成名”。她早上跑步、背诗词,晚上写日记,以至于同宿舍的姐妹怀疑:“你是来打工挣钱的,还是卧底作家?”听了这话,丽霞哈哈大笑:“说不定我写的哪本书里,会出现你的名字呢!”

　　现实很快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每天奔走在“三点一线”——车间、食堂、宿舍,很少涉足外面的世界,生活枯燥、乏味。特别是,初期培训过后,齐丽霞和同伴迎来“连轴转”的加班。“最长的一次,三天两夜,吃饭、睡觉都在车间。回到宿舍,人都虚脱了,哪有精力写日记?”

　　丽霞还发现,自己离开学校,干起活来,并不比工友快。原本想凭着学识,尽快升职,也因自己业绩不济、公司任人唯亲而化为泡影。

　　不过,最让她感到困惑和无法忍受的,是打工姐妹之间没有交流,缺少温情,七八个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遇到问题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梦想相继破碎,情感难以安放,齐丽霞决定辞工。工友听了,一个个惊得合不拢嘴:“从没听说过,谁能正常辞工!谁离开不是直接走人,被扣掉最后一个月工资?”

　　丽霞不信,偏要讨个说法。她把辞职信递给班长,班长不理。她就天天“磨”。终于,班长同意。她如法炮制,又去“磨”车间主任、科长。

　　“为什么要走?”科长见到倔强的丽霞,好奇地问。

　　“没啥原因,这里不适合我。”她回答得干脆利落,“公司缺乏人文关怀,管理简单、粗暴,工人没有成长空间。”

　　科长见她有想法,许诺办公室管理岗,好言挽留。可丽霞铁了心,拿着一个月900元工资,离开箱包厂。

　　之后,她相继到电子厂、印刷厂干工,依然是每天在生产线工作十几个小时,直到有一天,遇到为工友服务的公益机构。

　　这天,齐丽霞在厂门口见到一辆大巴。车门边立着一块牌子,上写“专为打工女性开设的文学小组”。齐丽霞像被磁铁吸引上了车。车内,女工们在一起聊天,朗诵诗文。丽霞开心坏了,迅速加入。

　　“外出两年,头一回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齐丽霞说,这家机构为打工者开设兴趣小组,做法律、健康宣传和服务。她觉得,这才是自己心里想去做的事,“看到了另一种改变现状的可能”。

　　丽霞先是成为志愿者,后来,索性辞职加入公益机构,一干就是5年。

　　这五年,丽霞愈发理解打工者的辛酸。有一次,一名17岁的女孩干工时被轧断4根手指。老板认为女孩受的伤不是工伤,拒绝赔偿。从此,漂亮、开朗的女孩一蹶不振,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丽霞听说后,陪伴女孩评伤残、打官司,经过大半年,才拿到10万元赔偿。“当时,女孩过不了心理坎,最需要人陪伴、关心。”丽霞说。

　　年轻女工未婚先孕,更让齐丽霞心痛。一段时间,有个女孩每天找丽霞。问她什么事,又不肯说。再三开导,她才打开心扉,哭诉自己怀孕,被男友抛弃,希望丽霞陪她流产。妥善处理此事后,丽霞和志愿者一道,排练小品,教女工们恋爱；上性教育课,教女工避孕知识。

　　“很少有人走进打工姐妹的内心世界,解除她们的困惑和烦恼。我想让大家团结起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齐丽霞说。

　　那几年,丽霞与家人联系不多,与姐姐交流更少。身在兰考的美霞,像大多数女性一样,相夫教子,努力完成贤妻良母的角色。姐妹俩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

　　在漂泊中成长的“木兰”

　　2009年,齐丽霞到北京闯荡,继续公益之路。2010年1月,她和3名“打工妹”自发成立民间公益团体——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为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外来打工姐妹提供服务和帮助。

　　木兰的名字,源于女英雄“花木兰”。丽霞觉得,花木兰最能代表女性的坚强。她特意查了木兰花的花语:“希望所有打工姐妹像‘木兰’一样活着,美丽而富有生命力。”

　　但现实中,“木兰”活得并不容易。它随着打工人群的变动,7年内6次更换地方。

　　2010年,“木兰”诞生在东三旗村。齐丽霞和姐妹们包下一家饭馆的二层。一个大厅搞活动,两个包间,一间办公,一间住宿,每月租金2000元。没多久,听说要拆迁,房东要求她们腾房走人。

　　在朋友帮衬、工友帮助下,丽霞和姐妹们在东小口镇芦家村的背街小巷租下两间门面房。在这里,刚满1岁的“木兰”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因为没有任何外来资助,志愿者又不断流动,“木兰”眼看维持不下去了。是坚持,还是放弃?

　　齐丽霞和几个姐妹开会,讨论未来计划。姐妹们抱头大哭,说到离开,谁也不舍。她们咬着牙决定,压缩活动、减少开支；尝试义卖,募集资金。

　　“来,我们吃馒头大餐!”那段时间,只要一开饭,齐丽霞就跟大家说这句话。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木兰们”一天三顿吃馒头,就咸菜。即便是腌好的咸菜,齐丽霞都觉得贵。她每天转菜市场,专买便宜的大头菜,“回家用刀一切,拌点盐下饭”。

　　“木兰”核心成员有四姐妹,住室不足10平方米。每逢志愿者来帮助办活动,只能铺席子、打地铺。爱心人士捐赠的一张桌子,晚上竟成了“贵宾床”。

　　为渡过“生死关”,大家想出义卖的法子。募捐来的衣服经过清洗、消毒、分类,拿到市面上,5元、10元,只要给钱就卖,一年收入竟有5万元。“有时翻看义卖记录,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活下来的。那时觉得苦,可心里有希望。吃完馒头、咸菜,照样开心唱歌跳舞。”齐丽霞说。

　　房东觉得“木兰”的“生意红火”,将房租翻了一倍。她们哪里负担得起,2013年,“木兰”被迫再次搬家,还在芦家村,不再临街,房子也只有几十平方米。在这里,“木兰”开始尝试儿童课外辅导、夏令营。

　　半年后,房东通知拆迁,“木兰”再次漂泊,搬进东沙各庄。在这里,齐丽霞和姐妹们换了3个地方,直到今年春天,才搬进新“家”,稳定下来。

　　这是一排三连间的老平房。斑驳的墙体,红门框、绿纱窗,透出一股沧桑。屋子虽然简陋,但收拾得井井有条。中间读书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篆字“木兰花开”。图书角放着文学书、育子书、历史地理书、科学普及书。书架顶上,一字排开,摆着打工姐妹制作的毛线花、泥塑花。空闲时候,大家围坐在桌边,一起读书,谈育子得失；一起做艺术品,增加经济收入。

　　让齐丽霞欣慰的是,搬了这么多次家,“木兰”生生不息,不断壮大。文艺队培养出十几名骨干,大学生志愿者从大一开始,一直干到考研。

　　“最艰难的时候挺过去了。只要有大家在,勇敢坚持下去,‘木兰’就会开枝散叶,走得更远。”丽霞说。

　　“木兰”开出美丽花

　　“木兰”究竟能为打工姐妹做些什么?齐丽霞不断问自己。

　　刚到北京,她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打工姐妹”空闲多,朋友少,大部分时间睡觉、逛街、看电视,遇到困惑、烦恼,只能打电话向家人倾诉。

　　聚拢人心,增强自信,让世人重新认识“打工姐妹”,最好的途径是文艺表演。“我们建起文艺队,自己作词、作曲、演出,唱出酸甜苦辣。不少人一开始上台扭扭捏捏,现在大大方方。”齐丽霞说。

　　填词作曲,对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打工妹来说,并非易事。齐丽霞鼓励大家,大胆想,吐心声,哪怕一人贡献一句话,合在一起就是一首歌。

　　终于,有人站起来:“我不想和儿子过二人世界,我想有一个人一起阻挡风雨。”又一个说:“我想孩子受到良好教育,我不想让他回老家考试。”

　　“我不想独自哭泣,我想有朋友陪伴。

　　我不想老无所依,想有养老的权益……”

　　“创作激情”迸发,零散的词句一点点聚集。最终,她们写出歌曲《我要大声唱》,并先后创作了《木兰花开》《不完美的妈妈》《我是女人》《离家》《我要上学》等一批反映打工女性心声的歌曲。

　　2012年元旦,她们第一次演出。场地设在京郊一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现场,1000多名建筑工人欣赏这台“跨年演唱会”。

　　当时,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2摄氏度,冻得人直哆嗦。台上只有一个照明灯,麦克风时好时坏。姐妹们手挽手唱起《木兰花开》。台下的观众自发打起了拍子。1000多人拍手,愈来愈响,拍“碎”了寒冷,拍“暖”了心窝,拍下了泪水。

　　继文艺队后,“木兰”开设手工小组、电脑小组、英语小组,并尝试开办夏令营、亲子教育课堂,从精神、经济、家教三个层面帮助打工姐妹。在东沙各庄时,“木兰”的活动频率达到顶峰。

　　在一片“红火”中,齐丽霞开始了反思。“我们三分之二的精力用在了儿童活动上。企业乐意参与,资金支持也多。可我们的初衷是什么?”丽霞和大家讨论,决定回归女性主题,压缩儿童活动,停止义卖活动。虽然损失了不少赞助,但丽霞觉得,“‘木兰’的初衷是为姐妹做事。不能为了钱,忘记初心”。　　

　　“木兰”的第一笔赞助来自演出。一位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被她们的精神感动,帮助申请了公益机构的项目资金。随着演出增多,越来越多的企业、爱心人士注意到“木兰”,献出爱心。

　　曾有资助者表示,愿意给“木兰”捐资,条件是设计一些煽情的节目。比如,找一个贫困打工妹,展示她的悲伤故事,渲染整个群体的困境。齐丽霞一口回绝:“‘木兰’不拿姐妹的悲苦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