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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吧,爸爸

2018-02-07 08:24:20

  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联络农民工的工友搜集证据,他寻找工资表,想办法认定劳动事实。随后,两个人开始申请仲裁,反复被认定不成立后,他们又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对方不服,再上诉,然后再驳回。

  案子前后走了3年。

  他的精力被一点点拖了进去,再也没有时间坐在律所等那些有钱赚的案子上门了。老花镜、文件袋和笔被塞进大衣,他一次次地在小城里穿行,两千多元的工资也尽数砸进了日常开销。

  有人问他值得吗,詹肇成说:“每一步都在向前走啊。只不过程序多一点。终究是给人希望的。”

  官司打到最后,詹肇成觉得支撑自己的,也许只是最初那个农民工抹眼泪的样子,“我见不得这些事情”“太惨了,不给赔偿还有正义公正可言吗?”

  二

  当了律师好几年,詹燕有自己办案的原则和方法。她排斥刑案、拒绝调查取证,尤其对当事人和相关部门说话留三分余地。

  让父亲身陷看守所的案子在她看来,太危险了。那是一桩刑事案件,根据蒲江县检察院的指控,该县一位农机经营者何恒钻了国家“对农民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的空子,找到没有购买需求的35家农户,用他们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办理购买了拖拉机、油菜籽收获机等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35台,后倒卖他人,骗取国家补贴。

  作为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时,当事人突然告诉詹肇成,自己只套取了12台农机,并非起诉书所称的35台。

  詹肇成心生疑惑,很快他作出决定,带上所里一位年轻律师刘勋,两人一道去向当事农户调查取证。

  但这一行为被视作有涉嫌诱导证人改变证言的嫌疑。公安机关宣称,有证人表示,是律师要求他们改变证言,以便帮助何恒减轻罪责,故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

  詹燕仔细检查了父亲的资料,案卷资料基本都是手写,东边放一坨西边丢一沓儿。手机里面的照片要么只拍了一半,要么是花的。父亲的U盘一插进自己的电脑,杀毒软件的警报马上响起。她埋怨这个“不懂保护自己”的父亲,“如果我知道他要去调查取证,绝不会允许。就算要去,我也要给他配一个摄像机。”

  说什么也晚了。隔着铁栏,詹燕劝父亲,家里人一致认为辩护太难了,死扛意义也不大。

  “你这么大年纪了,要什么名声?要命最重要!”

  “都把你人抓了,还不配合?还有啥希望?配合才有可能轻判。”

  铁栏那头的詹燕气得发抖。父亲面对名声、面对“真相”,总是犯倔脾气。以前每次开庭,如果遇到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有一定问题,较真的詹肇成一定会当场指出。

  她无法理解,父亲身在小县城,每天和这些部门打交道,为啥一定要得罪人,不能“灵活成熟”些吗?

  有时她教父亲如何圆滑点儿规避风险,反而会被父亲一顿臭骂。“我真是没有把你教育好。”

  他说:“倡导法治建设就应该从最基层的律师开始做起,就要和不好的东西划清界线。”

  有人找到他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妻子,拐弯抹角地提醒他,“不要让别人下不来台”“跟他们作对有什么好处?”他的回应常常只有一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初詹肇成被那个交通事故案拖住精力时,身边很多人劝他放弃,案子再打下去,结果无非是少赔一点儿钱。

  谁也没有想到,詹肇成说,自己是一名律师,“只晓得律师就该坚持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个“年轻”的花甲律师执业时间不长,但五六年时间里,他接了近一百起法律援助案件。他说自己“缺点很多”,烟瘾大、牌瘾大,还老忘事,锅里烧着水他就跑去客厅看抗日剧了。等缓过神来,锅底都快烧穿了。

  隔着那道铁栏,詹燕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父亲,两个人就像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律师之路。

  “你晓不晓得辩护时间还会持续多久?”为了给父亲辩护,她冲父亲吵。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詹肇成说,“不要因为我关着了就产生多余的想法。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如果因为这点事情就怕了的话,还怎么当律师?”

  话到最后,是詹肇成有些失望疲惫的声音,“你没有办刑案的经验,理论也不过关,换一个律师吧。”

  三

  詹肇成及刘勋涉嫌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案于2016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媒体报道后,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被同行拉进了一个律师微信大群。有人说自己“感同身受”,“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一直面临着风险”。有人说,詹律师的案子涉及律师的执业权利和执业风险,“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有律师发声明:“调查取证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极为重要的权利,也是辩护律师为当事人进行有效辩护的职责所在……”

  “如果动辄对进行调查取证的辩护律师以妨害作证罪名予以刑事追诉,必将导致更多的律师不敢、不能进行调查取证,这将极大的损害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刑事辩护沦为‘形式辩护’。”

  隔着电脑屏幕的詹燕傻了,身为一个年轻律师,她一度以为自保是律师的本能,“我们办的都是别人的案子,最重要的难道不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吗?”

  微信里,如此多的律师声援,让她哭了。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被更换为詹肇成的辩护律师。

  周泽说,他反感业界一些律师把不去调查取证奉为圭臬的行为,他也不认为詹肇成不懂电脑、不懂录音录像就去调查取证有什么错处。相反,当一个律师对案件相关的证言证据抱有怀疑,决定去调查取证,才是“律师真正的本能”。

  2012年詹燕在司法考试中以高分拿到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随后来到成都市区的律所执业。父亲还会时不时批评她,“做一个好律师,你还差远了。”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再想起父亲的话,突然觉得,父亲这个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持证律师,也许比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律师。

  父亲脸上很难见到挫败感。唯独一次,他接了一起当事人因为医疗事故受伤残疾的案子,当事人是个农村妇女,詹肇成知道对方生活不易,想为当事人多申请一些赔偿。可一审下来,判的赔偿金额并不多。

  詹肇成决定继续为当事人奔走协调。一个加班的夜里,法院突然打来电话,说当事人跑去法院撒泼打滚,大半夜也不肯离开。这不是当事人第一次“闹”了,詹肇成匆匆赶去,却被对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们都是一伙的。都是骗子。”

  “很多当事人往往就喜欢走这样的路。”他叹气道,“对判决结果有异议,不上诉只知道去闹,好像闹了才能多赔钱。”

  他把人劝回了家,处理完案子却再也不愿见这个当事人了。

  身在法律界的基层,他时时碰到许多法条有待商榷的地方,可苦于没有途径,那些被他细心收集的案例一个个被锁进柜子,“要是哪个大律师能了解了,大家讨论讨论就好了”。

  有人告诉詹肇成钓鱼执法的事情,他听了直摇头。“法治在不断地完善,依法办事一定会是必然趋势。区别只在于时间来得早一点或晚一点。”詹肇成说,“如果律师同仁都一起努力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来得更快一点。很多次的二审都证明了这一点。”

  詹燕大学学的是财会专业,父亲把她从广东的工厂拽回来,逼她一起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在那之前,詹肇成已经考了十来次司法考试。县城里的风言风语很多,有人背后笑他“没本事”,家人也让他别考了“好丢人显眼”,可他没停下,“管他的,活到老、学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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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尹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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