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强调：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人们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艰难时刻，百万以上民众不顾“四人帮”的高压，自动聚集在十里长安街的两侧，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痛哭失声，向他作最后的告别。这是人民对他的无言评价。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词中鲜明地说道：“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评价。

　　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结束后不久，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他深情地说：“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对周恩来同志的思念，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毕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呕心沥血建树的丰功伟绩，来自他那无私奉献、感人至深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先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最强烈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一个需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漫长历程。周恩来同志曾说过：“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在学生时期就为同学题词：“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比较，认定这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中共中央在1985年5月确认他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春。他从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常委起，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达49年。他作为前委书记组织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全国革命胜利前夜，一位苏联朋友在西柏坡感叹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确实，要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工作统一地付诸实施，周恩来同志作为总理的理想人选是无可争议的。他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们仍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曾经为新中国付出的心血，感受到他们为后来者留下的丰富遗产。

　　对新中国的开国领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这句话不无道理，但说得绝对化了。毛泽东同志不是光拿大主意，对他认为在全局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具体工作，也总是抓得很细、很紧，一抓到底，一定要抓出结果来。周恩来同志也决非只是起执行作用，他还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的大政治家。

　　革命时期，他在主持起草的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中写道：“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何等的见识和决断力！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他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仅进行着艰难的国共谈判，而且负责领导党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从容应对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赢得广泛的人心。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回忆道：在那时候，在工作中有“有恩来同志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感觉。成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它描绘出一幅建设新中国的完整蓝图，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担任新中国总理，而总理是总理一切的。开国不久的1949年12月，他提出经济工作中的六种关系，都是全局性的问题。在头一条“城乡关系”中，他说：“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这里已孕育着“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个重要指导方针。在3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志不仅废寝忘食地解决当时最急迫而极端棘手的粮食问题，而且随后又主持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封信直接向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和讲解。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终于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走了出来。

　　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提醒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从而响亮地喊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那时，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最高峰是“两弹一星”。周恩来同志担任中专委主任，负责这项研制工作。钱学森同志曾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无论在3年严重经济困难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岁月，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停顿过。如果没有他的有力领导，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周恩来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兼任外交部长8年多，作出许多卓越贡献。他一直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表达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的高度自信。他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现出一种新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出席日内瓦会议，同有关国家的负责人反复磋商，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实现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一步。”在第二年的万隆会议上，他又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外交工作中许多原则性的重大方针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无论在中国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周恩来同志都显示出卓越的能力。他不愧是一位有着远大战略眼光而又能巧妙付诸实施的大政治家，从而博得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众多人士的钦佩和尊敬。

　　但是，周恩来同志总是有意使自己主要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说，他曾问周恩来同志：为什么你要管那么多具体的事，不在理论方面再更多地做些事。周恩来同志回答：你怎么也讲这样的话？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就有那么多具体的事得有一个人管起来。我多做些这样的事，就可以使毛主席有更多时间来考虑那些大问题。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自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他甘愿把自己始终放在“配角”的位置。事实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毛主席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