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周也是在那一天成了孤儿，当时他才6岁。这个小男孩看着自己的母亲从废墟里被挖出来，头发蓬乱，沾满了泥土和血迹。

　　阿周一度和奶奶走散了，被暂时送到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儿慈会），何江萍是孤儿救助项目的负责人。她给阿周洗澡，照顾他的起居。小男孩几乎每个晚上都做噩梦，梦到母亲最后的样子。何江萍只能用拥抱来安慰他。

　　8岁的小包子在地震来临的那一刻，被继父猛地推出了屋子，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砸成了一片瓦砾。他的继父、母亲、哥哥姐姐，以及1岁半的弟弟都还在屋子里。从那天之后，他家的户口本上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带着女儿去玉树援助建设的单亲父亲留下了唯一的女儿。在屋子外放羊的兄弟俩一扭头，家就没了。

　　当时送到何江萍身边的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2岁半。

　　因为乳腺癌，何江萍那时已离职在家，休养了四年多。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她动过收养一个地震孤儿的念头，但因为身体原因放弃了。2010年，中华儿慈会成立之初，何江萍身体已经好了许多，朋友把她介绍了过去。

　　玉树地震发生后，何江萍立刻动身赶赴青海。老伴儿匆匆取了钱准备捐款，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身体并不算好的妻子从那一年的4月之后，会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一副多么重的担子。

　　何江萍回忆，“当时儿慈会也是刚成立不久，没想一个多月后，玉树地震就发生了。”

　　作为一个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华儿慈会主要对孤儿、流浪儿等有特殊困难的少年儿童提供生存、医疗、成长等方面的救助。玉树地震发生后，浙江新湖集团将其捐助的一笔5000万元人民币的款项，指定用于玉树救灾，设立“新湖·玉树”专项基金。中华儿慈会联合共青团青海省委，开始实施“百名孤儿成长救助计划”，由益童成长中心负责，有1000万的专项基金划拨给了这个计划。

　　102名玉树孤儿成为这个计划的救助对象，其中有100名藏族孩子，1名土家族，1名汉族。益童之家承诺，抚养他们到18岁成年。

　　何江萍在灾区挨家挨户地跑，一家一家地找到一些孩子还活着的监护人，签监护权转移协议。阿周的监护权暂时没拿到，他被送回了奶奶身边。20多天过去了，何江萍该回京了，她不想放弃阿周，再次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这次，奶奶同意了。下午，孩子被送到了何江萍眼前。

　　“20多天没见，你想不想我？”何江萍问他。

　　阿周扭过头，像是在跟她赌气。何江萍乐了，她猜这孩子可能是埋怨自己这么久没去看他，就逗他：“小白眼儿狼，白疼你啦。”

　　小小的男孩一下就恼了，转过头看着何江萍，叫道：“我天天站在山上喊你，全世界都听见了，就你一个人没听见！”

　　小男孩说话时的表情，牢牢刻在了何江萍的记忆中。

　　校园中有猫开始叫，宿舍里孩子们听见，一个接一个地哭了

　　首批23名孩子，在2010年5月20日抵达了北京。6月30日，所有受到计划资助的孩子，都住进了北京市四季青桥西的海淀外国语实验中学。

　　孩子们大多只比何江萍的腰高一点点。夜里，校园中有猫开始叫，一声声就像婴儿在哭。宿舍里孩子们听见，也一个接一个地哭了，到最后成了一片泪海。

　　何江萍本科就是心理学专业的，她明白，那样可怕的灾难，那样沉痛的失去，这些孩子需要用很久去修复。除了安排生活起居，益童之家还给他们开设了心理健康辅导课。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去了天安门、故宫、长城。

　　几个月之后，由于身体或其他原因，一批孩子回到了玉树或去了其他地方。最终留在北京由何江萍照顾的，有67人。

　　在何江萍的记忆中，最初的两三年最艰难。益童之家刚成立，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积攒经验。给第一批孩子联系学校时，因为没有经验和社会基础，这些玉树来的孩子没能去公立学校就读。尽管私立学校减免了一部分学费，两个学期下来，仍然把1000万元的专项基金花了一半多。

　　“这还只是学费，还有其他日常的开销。孩子多，光是每年假期安排他们回一次老家，来回路费就得20万，很快钱就见底儿了。”何江萍一笔一笔地算着这些年的账目，忍不住偷偷叹气。

　　他们如今在天通苑租了两间房，一间180平方米用做女生宿舍，一间190平方米是男生宿舍和集体活动区域。房东晓得他们的难处，房租压得极低。房子离地铁站不到500米，这样好的位置，190平方米的那间每月租金是7000元左右。

　　“这些年虽然陆续也有小幅度的涨价，但仍然是同样条件下最低的了。”杨文博说。

　　何老妈说，益童之家是整个中华儿慈会所有项目里最难募集到善款的。因为比起那些烧烫伤的孩子和大病儿童，这些玉树来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长得漂漂亮亮，“眼泪指数最低”，“勾不起人们捐款的欲望”。

　　她咬着牙，发动自己所有的人脉，四处募集资金，甚至连亲朋好友都被她“搜刮”了一遍。她个人投在孩子们身上的钱，8年来早已不去算这个帐了。

　　她最揪心的，还是这些孩子们的前途。

　　这些从牧区来的孩子几乎都不会说汉语，甚至有些孩子因为在地震中受的刺激太大，出现了短期的智力退行现象，连数字、拼音都得从头开始学起。北京和玉树不同的气候和生活节奏，也让许多孩子适应不良。

　　索南兰周刚到北京就开始醉氧，晚上睡觉时，鼻血打湿了枕头都没有察觉。习惯了海拔4000多米的他，用了3个月才适应了北京。

　　他和一部分孩子开始学习工艺美术，其他的孩子有的学习舞蹈，有的学习体育，甚至还有学习玉雕和花丝镶嵌工艺的。有一个孩子学的是举重，已经拿到北京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冠军、全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第二名的成绩。

　　“教练说他是能参加奥运会的好苗子。”何老妈几乎对每个来到益童之家的人介绍这个孩子。“举重冠军”在一旁听着何老妈的夸奖，羞涩地笑着。

　　何老妈想着，要让这些孩子有个谋生的技能。她也担心他们不会与人相处，担心他们不会处理生活中的琐事。

　　孩子们平时住校，节假日回到天通苑。他们每天早上7点钟就要起床，打理个人卫生。每天都有人轮值，负责当天的卫生。

　　“起初是老妈帮我们排值日表，后来大家自己排。”索南兰周说。

　　益童之家还有个规矩，所有孩子无论大小，衣服破了都得自己缝。索南兰周学的是美术，衣服破得慢。他时常看着那些学舞蹈、体育的孩子，动不动就扯破了档，裂开了袖子，自己穿针引线。

　　2013年，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孩子有19个，其中18个考上了大学。按照约定，益童之家只会救助他们到高中毕业，往后的学费和生活费，孩子们需要自己筹措了。

　　有3个孩子在同一座城市读大学，其中的女孩阿雪每天打工5个小时，赚取10元的时薪。何老妈去看他们，约阿雪出来吃饭。阿雪算了算时间，感觉为难。

　　“那份工作她不能丢，否则下个学期的学费，她就交不出来了。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心里很难受，发现很多孩子虽然也能打工养活自己了，但真是太困难了，那样的话，他们就一点自习自我提高的时间都没有了。”何江萍再次联系新湖集团，帮一部分孩子联系到了一对一帮扶的个人资助者。

　　那一年参加高考的7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索南兰周也承认，自己十几岁叛逆期的时候，没少惹老妈生气。许多事他一想起来就后悔。

　　益童之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何江萍发起了义卖活动，号召学工艺美术的孩子们每人画几幅画，赠给来捐款的对象。索南兰周不乐意画，跟何江萍顶了几句嘴。

　　他去自己一对一的爱心家庭暂住，一路上忍不住想着刚发生的事。“一出门我就后悔了，但就是拉不下面子回去道歉。”他苦笑着说。那时候，这个叛逆期的少年倔强又敏感，像一个冒着气的火车头。

　　他在爱心家庭住着，终于忍不住跟爱心妈妈说起了这件事。爱心妈妈劝他回去就向老妈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