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索南兰周早就后悔了，爱心妈妈的劝说只是他服软的台阶。他拿出笔和画纸，用那两天的时间画了几幅画，回益童之家的时候都带了回去。

　　何老妈一见到他，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就像先前的不愉快没发生似的。

　　“老妈可能是在时刻保护着我。”索南兰周说。他高二时，何老妈提出要看他的美术作品。周末回天通苑的时候，索南兰周拎了自己的画回去。出乎他意料的是，何江萍看完了画，立刻把这个年轻人叫到一边，单独谈话。

　　“清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水平？”何江萍一脸认真地问。

　　“当然。”索南兰周叫问蒙了。当时一起学画的同学里，他可能不是最好，但是也不差。索南兰周就这么对何老妈说了。听了他的回答，何江萍脸色变了。

　　“换学校吧，这是你最后三个月的机会。”她说。

　　索南兰周那时候当然不服气，立刻反驳：“你对我连这点儿信心都没有吗？”然而何江萍告诉他：“这关系你的未来。”

　　学校换了，到了新的环境，接触了水平更高的老师和同学，索南兰周猛然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差”。艺考前最后的三个月，他铆足了劲，生怕叫老妈失望。

　　“这是我最难的时候，没有她这么细致的关心的话，可能我就上不了大学了。”他回忆着说。

　　2016年9月，他接到了青海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了一名大学生，学习广告设计。那一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有7个，7个都考上了大学，其中有4个是舞蹈专业，2个是美术专业，还有1个考上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这些孩子收拾行李，离开益童之家，甚至离开北京，去往全国各地。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哭了出来。一个女生说，“我身边有许多优秀的人，我要努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这个从没跳过舞的孩子高中阶段才开始学习舞蹈专业，用3年补上落下的专业课。起初每次压腿拉筋都会疼出一身的汗。她想对早已离开的父母说，“你们的女儿是坚强的”。

　　“孤儿”两个字从项目名称里去掉了，孩子们不喜欢这个称谓

　　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阿雪恰好就在那里。

　　当时她还没有毕业，在那边实习。第二天她就可以换班走了，提前收拾好了东西。晚上第一次爆炸声传来，阿雪和其他人都凑到了窗前。第二次爆炸发生时，玻璃碎了。

　　阿雪拎着包就往外跑，混乱中手机掉在了地上。身后的人群拥着她往前走，她怕被踩踏，不敢停下，只得被推着一起走到了外头。

　　公司说，让所有实习的人先各自回家。阿雪掉了手机，她那时唯一一个能够直接背下来的电话，就是何老妈的手机。她借了个电话，拨通了这个号码。

　　何江萍直接开着车去了天津，把阿雪接回了北京。她很担心阿雪，地震和爆炸，哪一个都叫人够受了。她把阿雪送到了爱心妈妈家，劝她休息一阵子。

　　“跟她聊天，问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问地震的事情。”何江萍说。

　　事实上，大多数孩子都没能从伤痛中真正走出来。曾有几个孩子上大学离开了北京，偶尔回来办事，人已经到了天通苑的楼下，最终却没有上去。还有很多孩子，在外面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往。有个孩子为了不在表格上填写父母情况，甚至放弃了助学贷款，宁可紧巴巴地打工。

　　“起初我还不理解，后来我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想了想，就明白了他们的想法”何江萍试着让自己更加细腻。她注意到，有个孩子私下表达过对“孤儿”这个称谓的厌恶。那时，益童成长中心的原名叫孤儿成长中心，所有的服装和旗子上，也都印着这两个字。

　　何江萍向中华儿慈会打报告申请了一年，终于把这两个字从项目名称里去掉了，改成了现在的“益童”。

　　她把太多的精力投在了益童之家，外孙出生后，女儿一度生病了，亲家恰逢有事，老伴儿也刚做了手术。即便这样艰难，女儿都没有给她打过求助的电话。

　　“她知道我没时间去的，”何江萍有些落寞地说，“她对我说，‘指望不上你’。”对这样的指责，何江萍根本没办法反驳。从2010年的那个春天之后，她再也没有在自己家里过过除夕、中秋，乃至任何一个节假日。

　　两年前，何江萍的癌症复发了，很快扩散到了其他脏器。她的腋下已经发黑发硬，医生让她长期静养，她说不行，“没时间”。住院静养被她改成了每天腾出半天工夫输液。

　　“再给我5年。”她说，“现在益童之家最小的孩子13岁，我一定要再坚持5年，把所有孩子都养到18岁。”

　　许多孩子一提起她的身体状况，眼眶里就含着泪水。

　　2018年的春节，何老妈照例是在天通苑过的。

　　平时围成一圈的长桌被摆成了两排，32个留在益童之家过年的孩子挤坐在桌子两边。桌上堆满了饮料和零食，锅里煮着饺子，是何老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包的。

　　孩子们轮流上去表演节目，人人都有一个好嗓子。大家站在一起，把手机的电筒打开挥着，高喊“我们爱你”。联欢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所有孩子挨个跟老妈拥抱。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许多已经高过了老妈，她一边笑着，一边使劲把他们向上抱起来，仿佛当他们还是小孩一样。

　　大年初一的饺子她是自己一个人包的，没有让孩子们插手。她怕他们包饺子技术不佳，下锅要是露了馅儿，“寓意不好”。

　　北京是长大的地方，玉树是家乡和根

　　索南兰周如今大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回到了青海，发现在北京住了7年的自己已经适应了低海拔地区的气候，重新回到高原地区，反倒用了一阵子才习惯。

　　然而这里毕竟是他的家乡，比起其他地方来的同学，他适应起来快得多，不至于“跑两步就开始喘”。他也庆幸，西宁的海拔毕竟比玉树低了不少。

　　对这个年轻人来说，玉树是他的家乡，是他的根，而北京是他长大的地方。

　　“北京的快节奏让我不能松懈，但是在老妈的身边，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家。”索南兰周说。他打算在毕业后回北京找工作，但他也说，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家乡，扎下根去。他想让那个记忆中的地方变得更好。

　　“或许可以用我的专业，对老家的古建筑保护事业做一些什么。”这个年轻人说。在北京这些年，他的汉语已经说得很流利，藏语也没有搁下。

　　当年那些孩子里年龄最大的阿措，毕业后早早回到了玉树。他和朋友一起贷款，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尽管他知道，作为一个设计专业的学生，留在大城市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更高的工资，更舒适的生活。但仅仅是“老家”两个字，就足以是他回去的全部理由。

　　“并没有觉得很难选。”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对北京的生活节奏和气候，他感觉不太适应。

　　在北京生活过3年，对阿措来说，是他的“收获”，让他有学可以上，有了“改变自己的能力”。他的人生追求不是“北上广”，而是“改变家乡”。

　　在阿措回玉树之前，益童之家对玉树的后续救灾项目往往需要专门派人去处理。这项工作后来直接交给了阿措，有书和衣服寄过去，何江萍就给阿措打电话，由他负责发放。用何江萍的话说，阿措简直是益童之家的“志愿工作者”。

　　“何老妈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感恩，她没有让我感恩她，而是感恩帮助我的所有人。而这种感恩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阿措觉得比起北京，家乡才是真正需要他的地方。他想尽自己所能，让家乡的人过得更好。

　　不止阿措和索南兰周这样想，益童之家的许多孩子，都想着将来回到家乡去。15岁的毛毛已经获得两次海淀区“三好学生”和一次北京市“三好学生”称号，成绩名列前茅。她想好了，将来要回玉树当老师。

　　“我受难后，发现人性的很多美。”阿措说。益童之家给过他家的感觉，这种温暖是何江萍赋予的，也是“何老师转变成何老妈”的原因。

　　那是在2010年的盛夏，最初改口的是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到最后，所有的孩子，包括当时已经快要成年的阿措，都叫何江萍“老妈”。

　　索南兰周也怀念这些美好，他和其他的孩子们曾经在一起玩玩闹闹，彼此扶持。他们会一起谈起曾经在老家的生活，也会期待未来的日子。

　　去年的母亲节，索南兰周和何江萍一起站在天安门前合了一张影，两人肩靠着肩，嘴角笑得弯弯的。

　　他把照片发在了朋友圈里，配上了一段文字：“妈妈，今天是一个您也许不会记得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么多年您辛苦了，自己要多注意身体。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阿周、阿雪、阿措、毛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