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她和相处10年的邻居仍不算熟，周围人只知道她是“狐狸”的奶奶。“狐狸”是她儿子养的一只萨摩耶狗。她暂时还没有孙辈，子女不提，她不敢催。

　　在微信群里上，张团荣是名为“风华”的女士。

　　她“人气高”，号召起来人家愿意来。一个群里无论多大年龄，男的就叫“男生”，女的就是“女生”。不能去KTV的日子，张团荣投身于“全民K歌”的竞争。这是一款在线唱歌的软件，上传的作品在访问量和打分上有个排名。她已经唱过300首，经常在当日的人气排行榜上问鼎。

　　“我就是唱着玩儿，瞎唱。”张团荣总是这样说，然后在下一首歌里飙出一个酝酿已久的高音，拖得长长的。

　　20岁的马艳有时很羡慕这些来唱歌的老人。在她的眼中他们都差不多：拥有北京户口，有退休金，有空闲。而除了青春，她暂时一无所有，每天踩着跟高4厘米的高跟鞋站12个小时，不能使用手机。

　　李秀根则内心清楚：过了70岁，仍能自由活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我这一生还有10年可以玩。”她平静地微笑着说。

　　三

　　健康问题是藏在音响轰鸣里的隐忧。张团荣群里的一位老“男生”最近刚刚查出癌症，确诊后也继续唱歌，伙伴们对他的病情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沉默。张团荣自小患有哮喘，随着年岁增长，身体出现各种问题，按照当年工厂关门时的安排，她一年的医疗报销额度有限，需要精打细算着使用。

　　李青竹71岁的“老伴儿”老张最近大病初愈，为了庆贺专门组了局。两人总是一起出现在KTV里搭配对唱，男声浑厚，女声甜美。

　　他们不是原配。2008年，李青竹在一次唱歌聚会上遇见了“老伴儿”。他长她三岁，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在干校改造过，奋斗过，熟悉她尝过的时代的苦与甜。歌成了媒人，KTV是两人最常相聚的地方。

　　两人“黄昏作伴”走过了10年，仍分隔居住在各自的房子里。“都是有儿女的人了，彼此尊重。”约在一起唱歌，老先生搭地铁，赶在晚高峰前离开，老太太则唱到活动结束。

　　每年清明节，李青竹去八宝山祭奠亡夫，总会带一盆花。花不要鲜切的，得提前在卧室里摆一年，这样才能记住种种生活细节，在那些她不在的夜里，向先走的人倾诉。

　　清明之前唱K，李青竹一定会点一首《真的好想你》，并且告诉老张：“可不是唱给你的哟”。老张则微笑以对，回一首《朋友别哭》。

　　这样的感情是圈子里的奢侈品。张团荣身边有不少单身老年朋友，但“感情不如友谊容易”。人到暮年，有太多要顾虑的。

　　甚至连凑一个局都不容易，大家的“档期”都太满。家事是最大的麻烦：子女工作繁忙，老人们全职接过了照顾孙辈的责任。李秀根直到去年孙子上小学才彻底解放，拥有自己的时间。张团荣则需要照顾91岁的母亲，一周至少有3天侍候在母亲床前擦身喂饭。

　　在人生的下半场，上半场的时间都成了记忆的碎片。走在街上，张团荣知道那些碎片都落在什么地方。北京南三环高架桥横跨的地方，曾是她家的老屋。桥下流过的永定河曾清如琉璃，一入夏，父亲就带着她和姐妹们下河摸水草。后来饱受疾病折磨的父亲那时还是矫健的青年，曾在某次“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游泳比赛”里拿到头名。

　　现在，每次和伙伴们约定地点，张团荣不说KTV的名字，只说是原来“吉利发”在的地方。那是一家巨大的超市，上世纪90年代车水马龙，直到新千年到来被连锁企业挤没了生意。

　　在嘈杂的KTV里，她可以从老歌里找回一些碎片。老人们爱唱的主要是红歌和老歌，歌手周冰倩、关牧村和蒋大为们频繁出现在歌单里；MTV里是张凯丽或江珊，这是她们年轻时的偶像，如今和KTV里的她们一样，在影视剧里多以婆婆的形象出现。王志文则仍然在和年轻女孩谈着荧屏恋爱。

　　军歌是点唱的一大热门。张团荣记得自己少女时代的偶像是军人，女孩子流行买白布染绿，做出一个军队式的绿书包，再去照时髦的军装相。她的歌友中有一位，18岁时曾在入伍的最后一轮测试被刷掉。她对此遗憾不已，每进KTV必定点一遍《绿色军衣》。

　　张团荣觉得，“无论有多少烦恼，一唱完歌就开心了”。在晚年找到麦克风以前，她记得自己上一次用扩音器唱歌还是在小学的拥军大会上。“我那时就是积极份子。”

　　她身旁的一位歌友强调：“是激进份子。”这是一位瘦弱的老太太，很多年前曾是梳着俩小辫的少女，从插队的乡下带着一个搪瓷水杯和一条毛巾跳上火车出逃，去过上海、武汉和天津。

　　有人喜欢回忆过去，也有人努力跟上当下。李秀根跟着手机软件听完了四季综艺节目《歌手》里的歌曲，一首首学，是每场活动里绝对的“麦霸”。

　　李青竹则爱和老张合唱一首儿歌《我们的田野》。这首歌作于1953年，但KTV里播放的画面截取自韩国的偶像电影。歌词没变：“风吹着森林，雷一样的轰响……去建造楼房，去建造矿山和工厂。”

　　“你听过这首歌，”她对记者说，“我在这首歌里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