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里的银发团

　　色彩艳丽的丝巾和保温杯出现在大堂时，年轻的KTV服务生知道，“叔叔阿姨”们来了。

　　每周至少有一天，59岁的北京人张团荣会去丰台区一家名为“歌友汇”的量贩式KTV报到。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不到，大堂就排起了队。男顾客中流行单调的运动装，女顾客喜烫方便面式的小卷，佩戴五颜六色的丝巾。

　　这些人是撑起KTV非周末时段生意的主要力量，掐着下午场的时间点，一首接一首，不肯浪费一秒。有人一周会来上一两次，对KTV的包厢像对“自家后院”一样熟悉。他们大多三五成群出现。一位熟客老太太则每周单独前来，一唱就是一下午，即使北京爆表的雾霾也无法阻挡她的个人表演。

　　在更多的KTV，这无异是一个潮流：工作日的下午场，正在被中老年消费者填满。这种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的娱乐方式早已难称时髦，但突然在暮年的热情席卷之下重焕青春。

　　一

　　这个年代，来KTV单纯为唱歌的只有两类人，学生和老年人。

　　这是东北姑娘马艳的观察。她19岁“漂”到北京，目前是张团荣常来的这家KTV的服务员。形形色色的顾客推开镶嵌着塑料“钻石”和黄铜色铝合金装饰物的玻璃门，大部分都不是冲着唱歌来的：西装革履的生意人，开个包厢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音乐只是背景音；看不出身份的小青年，打扑克，玩桌游，一瓶一瓶点酒。还有同学会，相亲会，同乡会，同事聚会，眼神在光影里交错。

　　在所有顾客里，老年人是对歌唱效果要求最高的消费群体，这也是丰台区另一家KTV“音皇乐友汇”经理陈志超，以及海淀区“同乐迪”KTV经理马自强的共识。他们最清楚，老年人要求服务员调音的次数最多。一些老人自信某处音响的调配更适合自己的歌喉，于是力求每次消费都能在老地方。他们提前排队，以期获得包厢的优先选择权。陈志超经常需要调解纠纷，安抚未能如愿的熟客。

　　这个群体还有一个特点：对唱歌以外的所有服务不感兴趣。

　　他们从不点餐，也不会在果盘、零食上花钱。他们用塑料兜自带瓜子和水果，有时会有阿姨去零食贩售处借水果刀切开半只西瓜。他们基本人手一个保温杯，频频要求接热水。为了缓解服务员的送水压力，陈志超在KTV欧式软装的走廊尽头添置了一台开水炉。

　　马艳曾见过一位老太太怀抱一个电饭锅走进来，包厢里这群客人围坐一起，锅里白米饭热气腾腾，碗筷俱全。那是中午，正是肚子饿的时候。歌没有停，不断有人放下碗筷捡起麦克风，去唱自己的那首。

　　这些KTV大多禁止外带食物，但对顾客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一老人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争出事来就麻烦了。”陈志超说，“而且也不忍心。”

　　很多时候，这些客人会在反复呼叫服务员的一下午过后，自己收拾好桌子，吃不完的重新打包，垃圾收起扔掉，茶渍用纸巾擦干净。这也是他们的习惯。

　　在等待下午场开场的间隙，拍照是他们的主要节目。阿姨们三两相聚，掏出手机对准自己。手机以国内品牌居多，也有iPhone，多是旧款，有些伤痕累累，像是子女淘汰下来的。

　　此时，拍集体照是马艳的任务，老人大多偏爱集体照超过自拍，人人昂首挺胸，女士多绷住胳膊翘出兰花指，在她看来，“有点像唱戏的”。她自己上一次照这种合影，还是高中毕业照。

　　这个集体会提前约好时间地点，少有人迟到，却也免不了在嘈杂的大堂里经历彼此找寻的过程。结账也是AA制，总有一人找马艳来要消费明细，带回去方便公平算钱。

　　马艳发现，这些人不少是“群友”，在微信群里认识的。

　　张团荣是一个“歌友群”的群主，对于微信上的朋友，她秉持六字防骗箴言：“不轻信，不深交”。

　　张团荣的丈夫不喜欢唱歌，更喜欢看“火山小视频”上的东北女孩直播聊天。张团荣不能理解这种乐趣，也从不反对。她只是偶尔提醒老伴别在直播上砸钱，别被人骗了。

　　纵使欣赏手机的千般好处，张团荣坚持把握着它与金钱的界限。逢年过节发发微信红包，此外拒绝任何金钱的流入流出。网络广大，她不懂原理，担心随便谁就“把账划走了”。

　　在KTV付账时，这些谙熟微信和其他应用的老人大多支付现金。他们也常闹不明白商家优惠的复杂规则，很多人直接把手机递给马艳，“姑娘你给我弄吧”。

　　时代确实不同了，但“时代”正在发现他们。一家理财公司规律性地通过微信群组织老年人KTV活动，60岁的李秀根是参与者之一。唱歌的费用仍要自理，公司只提供开唱前的一份盒饭，一群老人须在KTV大堂“听10分钟课”才能领到。然后8人一组，分至各包厢。

　　随机形成的小组和自发聚集的歌友群气氛完全不同。 自发聚集就图个乐，多唱少唱人们不太在乎。但经济时刻自有经济规律，老熟客自发遵守着不成文的规矩，一人一首，不插歌，不顶歌。有时新来的兴致盎然连唱两首，肯定会遭到抗议。

　　李秀根从不抗议，觉得太没人情味儿。她听不进“讲课”，对负责活动的“小姑娘”明白摊牌：我是一分钱不会花的，你们如果还带我唱歌我当然高兴，如果要踢我出微信群我也没意见。她至今仍在群内。

　　公司有时还会在K歌结束后组织聚餐。总有老人投下10万元的理财产品，也许是真的有心投资，也许是抹不开几餐饭的人情。

　　二

　　李秀根退休后比工作时更忙了。

　　她在体制内呆了一辈子，退休后，人生反而被激活了，“看到无限天地”。

　　她学摄影，和丈夫一人一台单反相机，不时长枪短炮出游拍摄。她学舞蹈，一点一点抠动作。老太太看不上广场舞，“跟上节奏就行了，没什么大意思”。她爱唱歌，经过两轮测试，参加了某部委的一个退休合唱团，司职第二女高音声部。合唱团指导是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的，耳朵特灵，总能在和声中揪出不和谐的声音，“你！再单独唱一遍！”不少成员退休前职务不低，此时也一点儿没脾气，老老实实听指挥。

　　李秀根的手机总是在振动，是各个微信群的活动提醒。她不得不向舞蹈班请假，好赶赴同一家KTV的两场活动。每隔一个小时，她就要去另一个包厢露个脸唱首歌兼顾一下。跟她一起玩的伙伴有69岁的李青竹（化名）和60岁的李湘，她俩一个上着电子琴班，一个正学京剧。

　　KTV的桌上放着李湘的旧文件袋，袋子里装着乐谱和按照拼音顺序排列的打印歌单。打印纸已经磨得有些毛边了，上面的歌都是李湘会的，方便点歌，被标红的属于拿手曲目。一曲歌罢，老太太们讨论着这首歌的共鸣区域是在颅腔还是胸腔，以期进一步提高。

　　李秀根的朋友们出游大多选择国外，经济上没有负担，语言也没有障碍。在KTV消费中，这些人对价格也不太在意，更看重的是音效和环境。

　　张团荣则对价格十分敏感。她常去的“歌友汇”，以前每周二有老年优惠，取消后她和伙伴们将据点转移到了“音皇乐友汇”。这家KTV藏身于小区内一家衰败的商场内，经过快递网点到物流仓库，下电梯来到地下一层，才能看见它东南亚风格的金色大厅。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唱5个小时只需57元。

　　在伙伴们眼中，“老张就是被单位耽误了”。很多年前，梳着两个辫子的张团荣高中毕了业，分到北京城南的一家国营服装厂，那也是她母亲工作过的地方。她“出身”不好，不受重用，干得并不开心，却也没啥跳槽的概念。后来，“浙江帮”来了北京，带来了开放市场鲜艳和廉价的衣服，厂子不在了。再后来，一生也就过去大半了。